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
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
天可怜见！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想出一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作不得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
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叫天不应，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的，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佩服不已。
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的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总的看来，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啊，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连忙作揖。大家从中可以看到，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哎……”英廉叹了口气，“那试帖诗呢？！”
试帖诗是乾隆二十二年后的乡试、会试才有的，是一种五言八韵诗，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内容。也就是说要充满正能量，宣扬红色精神。
“试帖诗我倒不担心，在官学的时候学了许多做诗的方法。”
“那就好。你的底子不错，这些年又读了不少书，书法也不错，这次考试应该问题不大。即便你文章写得再好，任你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倘若书法不行，仍会被扣分（现在也一样）。这些年苦练的书法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了。”英廉这番话似乎是在安慰和大人，其实他更像是在安慰他自己。
希望这次他真的可以顺利过关。
“祖父，我还有一事要问。”
“你问吧！”
“科举考试中作弊现象严重，咱么不会吃亏吧？！”和大人提出了自己的疑虑。他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之前在丑科殿试之后，乾隆爷就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事情是这样的。乾隆爷复查考生的卷宗，打开第一名的一看，考生：严本。卷子中有这样两句：‘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办于动静之殊。’注意前半句的第三个字和后半句的第四个字，分明就是严本的名字。
乾隆爷不淡定了，又拿起第二名的王世维的卷子，结果卷子中竟有‘维皇降衷’的句子。第三名鲍之钟的卷子，卷中有‘包含上下’的句子，包即是鲍字的一半，又同音。到了第五名程阮那里，试卷里也说“成之者性也”，成与程同音。为什么这前几名的卷子里都含有考生的名字？！难道是巧合？！这样的巧合似乎也太巧了点吧？！
这是什么？！这是作弊！你们糊弄傻子呢？！
乾隆爷雷霆震怒，觉得自己的智商被无下限地侮辱了。一道旨意下去：叫军机大臣们连夜会审，我倒是要看看究竟谁这么大胆子，敢在老子面前搞这套把戏？！
结果不用多说，原来的第一、二、三、五名的卷子全都排在了末尾，乾隆爷顿感欣慰。
跟老子玩脑筋急转弯，你们还嫩点儿！
这件事情轰动朝野，也不知双规了多少高干，最后才渐渐平息下来。
其实乾隆爷这纯属大惊小怪，作弊这种事情在我们华夏可谓是屡见不鲜。像这种作弊的方法，早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是我们玩剩下的了。
在明朝，作弊的招数由低到高，大致可分为四种。
最初级的作弊方式，是夹带，所以明朝规定，进入考场时，每人只能携带笔墨，进考场就把门一锁，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考完才给开门。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学们开动脑筋，比如把毛笔凿空，里面塞上小抄，或是在砚台里面夹藏，更牛一点的，就找人在考场外看准地方，把答案绑在石头上扔进去，据说射箭进去的也有，面对新局面，朝廷规定，毛笔只能用空心笔杆，砚台不能太厚，考场内要派人巡逻等等。
这是基本技术，更高级一点的，是第二种方法：枪手代考，明朝的同学们趁着照相技术尚未发明，四处找人代考，当然朝廷不是吃素的，在准考证上，还加上了体貌特征描述，比如面白，无须，高个等等。
以上两项技术，都是常用技术，且好用，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所以流传至今，且发扬光大，今日之大学，继承前辈遗志者，大有人在。
但真正有钱，有办法的，用的是第三种方法——买考题。
考试最重要的，就是考题，只要知道考题，不愁考不上，所以出题的考官，都是重点对象。
但问题是，明代规定，知情人员如果卖题，基本是先下岗再处理，轻则坐牢，重责杀头，风险太大，而且明朝为了防止作弊，还额外规定，所有获知考题人员，必须住进考场，无论如何，不许外出。
所以在明朝，卖考题的生意是不好做的。
虽然买不到考题，但天无绝人之路，有权有势的同学们还有最后一招杀手锏，此招一出，必定上榜——买考官。
不过，这些考官并不是出题的考官，而是改题的考官。
是的，知不知道题目并不重要，就算你交白卷，只要能搞定改题的人，就能金榜题名。
但问题是，给钱固然容易，那么多卷子，怎么对上号呢？
最原始的方法，是认名字，毕竟跟高考不同，考试的人就那么多，看到名字就录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此以后，试卷开始封名，实行匿名批改。
但作弊的同学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有的做记号，有的故意在考卷里增大字体，只为对改卷的考官说一句话：我就是给钱的那个！
这几招相当地有效，且难以禁止，送进去不少人，面对新形势朝廷不等不靠，经过仔细钻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
具体方法是，所有的考卷收齐后，密封姓名，不直接交给考官，而是转给一个特别的人。
这个人并非官员，他收到考卷后，只干一件事——抄。
所有的考卷，都由他重新抄写，然后送给考官批改，全程由人监督。
这招实在太狠，因为所有的考卷，是统一笔迹，统一形式，考官根本无从判断，且毫不影响考试成绩，可谓万无一失。
不过，还是有人破解了这种统一抄写制度。
虽然笔迹相同，试卷相同，但这个方法，依然有漏洞，依然可以作弊。
作弊的具体方法是，考生事前与考官预定密码，比如一首唐诗，或是几个字，故意写在试卷的开头，或是结尾，这样即使格式与字迹改变，依然能够辨别出考卷作者。
够牛了吧？！
你错了，这还不是作弊的最高境界。
作弊中的最高技巧——买朝廷。
买考题、买考官都太小儿科了，既然横竖要买，还不如直接买通朝廷，让组织考试的人，给自己定个状元，直接到位，省得麻烦。
这下服了吧！
“哎，这种事情谁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毕竟是关系到一辈子的大事。有些人心甘情愿冒上些风险，也要拼死搏上一搏！不过咱们不能做那种事情，投机取巧，终不是长久之计，到头来只会害人害己！”对于这样的事情，英廉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要知道，敢在乾隆爷面前玩猫腻，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人都爹妈生的，哪一个也没有两个脑袋，谁不知道珍惜。敢这样做的人，只有一种人。这种人的地位绝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英廉官职虽高，但还动不了这种恐怖的存在。更何况他本人非常正直，对于投机取巧的事情极其厌恶。和大人想要借他点光，是绝对不可能地。
“好，那我就尽力而为吧！”和大人点头答道。
很快，乡试的日子到了。
第一场考的就是和大人最为头痛的八股文。打开卷子一看，命题作文：针对《论语》中孟公绰一节写篇文章。
孟公绰这个人想必大家都知道，那丫是老夫子眼中的一个以清廉而著称于世的完人。不过，老夫子认为他只适合做一些大国的世家大族，如晋国的赵氏（赵氏孤儿），魏氏的家臣，而不是适合做一些小国的如滕、薛这样小国的栋梁之臣。（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对于孟公绰，和大人自然十分了解。他也十分赞同老夫子的话。孟公绰虽然不贪，但要做士大夫，并不是光靠廉洁就行的。官做得越大，胆子就得越大。前怕狼后怕虎，小事小非地计较个不停，永远也做不成大事。
总之，要猛。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自古皆然。
想到这里，和大人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写了起来。他的想法虽然不错，但真要是套进八股文的条条框框，和大人的智商明显不够用了。写着写着，马上就要交卷了，他这才发现：擦，跑偏了！
还没等他出考场，和大人就已经知道，这次考试，砸了。
注：此章大篇幅引用了一本名著上的桥段，有兴趣的童鞋可以自己搜一下，蛮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