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似乎耐心已经用完了，顶了一句：”我是泰A县令，不知道大人怎么救我？“

余显刚想接着说的话被憋回去了，按照封建王朝的法律，县令一般都是守土有责，如果临阵脱逃，弃城而逃的话可是死罪。

余显想了想，听这个泰A县令的口音好像是绍兴口音，绍兴文风炽盛，人才辈出，清代官场有谚语云：“无绍不成衙。”说的是清代衙门中多绍兴籍的幕友和书吏。清代绍兴师爷以处事灵活、练达、圆通，深受各地封疆大吏重用。绍兴师爷擅于深谋远虑，以其聪明才智，效忠幕主，不仅巩固壮大幕主的地位权势，也为削弱中央集权统治、形成地方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

余显可不相信这位绍兴籍县令手下没有几个绍兴师爷，这位县令跑出去的时候依绍兴人特别讲求包括乡缘、血缘、师缘在内的亲缘关系的习惯，肯定有几个专业性极强的绍兴师爷。

余显脑子一转，就开始琢磨怎么H县令套近乎，相比于余显最开始想的学生党，绍兴师爷们的专业性极强，而且“无绍不成衙”不仅表现为绍兴师爷遍布各地衙门，也表现为很多地方的衙门中书吏多绍兴人，绍兴籍大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写到这种情况：“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此“越人”即绍兴府人。在京师许多衙门中，书吏之职几乎被绍兴人垄断。夏仁虎引《旧京琐记》云：都中书吏，“原贯以浙绍为多”。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有一首竹枝词也反映了六部书吏多绍兴人的情况：“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得钱卖缺居奇货，门下还将贴写收。”意谓中央各部的书吏分几种班，都是未入流，绍兴籍的书吏最善谋划，并善于弄钱。这里特别提到书吏的绍兴籍贯。清代京师书吏多绍兴人这种情况，是由明代沿续下来的，即源于明万历年间朱赓辅政。清乾嘉时人昭梿在《啸亭续录》中谈到这种情况的源流：“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事由朱赓执政，莫不由彼****，以至于今，未能已也。”朱赓是绍兴府山阴人，他利用职权引用了很多绍兴籍书吏。这些书吏互相牵引，互为党援，形成了“书吏绍兴帮”，或曰“绍兴籍胥帮”。以后余显出门办事也好依靠绍兴师爷们他们互通声气，上下其手，构成网络的方法谋取利益。

至于泰A县令要是推荐给他一个“劣幕”，也就是我大清雍正皇帝曾在一道谕旨中作过这样的评论，他把“劣幕”称为“不肖之徒”，而这些“劣幕”的劣行就是“勾通内外，肆行作弊。黜陟属员，则清浊混淆；申理狱讼，则曲直倒置”。一句话就概括了很多品行低下的师爷在官场上和办案时的典型劣行。其实，“劣幕”在师爷队伍中占了不小的比重，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劣幕，就是章介眉。他是晚清时期的师爷，此人正是那种善于左右逢源的势利小人。他曾在ZJ巡抚身边做刑名师爷，正是他在ZJ巡抚的耳边怂恿，力主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处决秋瑾，才使得秋瑾这样一位女中豪杰惨死。他这些劣行很多都是以捞钱聚财、升官为目的的，正体现了他阴险狡诈的性格。可以看出这些师爷都是谋取私利的，又如何能在诉讼中刚正不阿呢？也难怪我们提到“师爷”一词时都会想起那些奸诈小人的形象了。要知道随着“劣幕”的腐化程度越来越深，到了清朝后期，已经变成了毁多誉少，师爷也渐渐成了专做坏事的官员身边的走狗。越到后来，“幕风”越差。据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年间，旗员出身的陕甘总督乐斌，对公事全不知晓，把奏折文案全部委托给幕友彭沛霖。彭沛霖因此招摇撞骗，官吏趋之若鹜。更奇的是，按察使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和祥及同知章桂文，都与彭沛霖结为兄弟，登堂拜母，俨然一家人。对余显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反正等到庚子事变后，以慈禧为首的清朝政府也高唱“变法”，推行清末“新政”，陆续颁布并实行一些“改革”措施。裁撤了不少衙门与人员和办学堂和出国留学，冲击并削弱了绍兴师爷在清朝政坛的地位和作用。

余显现在唯一阻碍的就是年脩了，也就是绍兴师爷一年的收入，清末各道、府、州、县刑钱的脩金以地方公务的繁简为等差，最高的年脩为1440两，次为960两、720两、560两，最低的为360两。除了脩金以外，有些师爷还能得到幕主及下属衙门的“年节敬”，数目少则几两、几十两，多则成百上千两。

按下心头的想法，余显还是先老老实实地和前泰A县令套交情了，尽管这位县令已经是将死之人，但是在清末这个刽子手都要勒索到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只为减少犯人的苦楚，那些没钱的家庭，往往把自家的财产当光，去贿赂那些人。真碰上那些一点钱都没有的，那就不客气了，往往要按照前面威胁的话的那样来行刑的情况下。余显和泰A县令赌咒发誓了好半天，许诺下一定给他办好后事，不会出现侩子手留下死人的脑袋做抵押，问收尸的家属要钱的事。才从前泰A县令那讨要了一个符合余显要求而且让余显放心的绍兴师爷。只不过这位绍兴师爷实在是有些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