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飞行路线已经确定了，我们可以在这里截击他的飞艇。”

“他的飞艇肯定是有战斗机护航的。”

“不要紧，我们已经弄到了最新式的‘林枭’垂直起降战斗机，可以在密林之内起飞，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飞机，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太好了！这一次他死定了！”

“利用战斗机是打他乘座的飞艇是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有补充计划才行。”

“我们联系上了袍哥会的人，他们有很多高手，和我们一起行动，如果飞艇被击落时他跳伞，我们就在密林里等着他。”

“很好！同志们！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北洋军阀政斧的幕后黑手干掉！”

“同志们！让我们喊几句口号吧！”

“共有主义万岁！”

“中国共有党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

在会议结束，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散去之后，只剩下了一个留着“农村会计头”的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桌前沉思。

“你不会想到，是我要杀了你。”他艹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自言自语的说着。

“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动手干掉你了。”

“你再聪明绝顶，也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

他好容易才从兴奋状态当中恢复了过来，他站起身，取过厚厚的一叠纸，一张一张的用打火机点燃后，放进了一个铁筒里。

红红的火光中，映衬出一张因为得意而变得狰狞的脸。

此时的他，不由自主的回想起了自己的“光辉历程”。

记得那是1911年的春天，他来到了长沙，那时正是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表面看去，照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描述，长沙“简直就是个中世纪的城市，只能走轿子和人力车”。但这里不仅充满新思想，新风气，而且酝酿着共和革命的风潮。

尽管清廷宣布立宪，革命党人却一心要推翻帝制，说满族是外国人，应该驱逐。报刊杂志此时已数不胜数，他们利用这个条件鼓吹革命，还组织社团，发动了好几起武装起义。

17岁的他此时第一次看到报纸。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反清派别的观点，立即表示赞同。按当时的时尚，他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这是他首次发表政见。象许多学生一样，他剪了辫子，并跟朋友一道挥舞剪刀强行剪掉别人的辫子。

这年夏天，长沙格外闷热，学生们比天气更热烈的辩论怎样推翻皇上。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有人把身上的长衫脱了一丢，大叫：“快习兵艹，准备打仗！”

10月，邻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中华民国在1912年的第一天成立。2月，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握有兵权的袁世凯替下作临时总统不到两个月的孙中山，次年就任大总统。而在袁世凯死后，位于燕京的中央政斧控制松懈，中国出现了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

新生的中华民国带给年轻的他的，是无数崭新机会。工业、商业、法律、管理、教育、新闻、文化，还有军事，可做的事层出不穷。他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他先参了军，但出艹听口令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更不用说到城外挑水做饭给长官泡茶。他于是雇了个挑夫帮他挑水。几个月后，他干脆退了伍，决定再回去上学。那时报上满是新鲜动人的广告，好些使他动心，一个是警官学校，一个是法律学校，还有个专教人怎样制造肥皂，使他发了作肥皂制造家的奇想。他最后挑了省立第一中学，但只在那里待了半年。他觉得不如自修，于是天天去省立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第一次读到外国名著的译本，这些书把他的脑子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但他的父亲要他上学，否则拒绝供给他钱，19岁的他只好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当时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是那时中国致力于教育的结果。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长沙人管它叫“洋楼”。教室很洋气，漂亮的地板，窗上装有玻璃。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鼓励他们自由思想，组织不同的学会。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斧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画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里。对读报上了瘾的他已在报章上见过“社惠主义”这个词，在这里他又第一次听说了“共有主义”。那时，中国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象全世界的学生一样，他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沿湘江漫步，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熄灯的钟声响了，他们置之不顾。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一转悠就是一个月。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供他们吃住，他们以写门联报答。

一次高谈阔论中，他主张将唐宋以后的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是他第一次提到烧书。当时，这话并不离奇，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国家有必要存在吗？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财产呢？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他形成了他的道德观。24岁时，他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他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他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这样写道：

“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

“吾人欲自尽其姓，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他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义务与责任他概不承认，“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

“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他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

“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他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他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

“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他的观点中，“良心”只是为他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他不以为然，认为：“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他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他姓格的另一个中心是“‘破’字当头”，他说对中国“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而且“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即使是现在，他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也就是说，年仅24岁的他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当然，在1918年，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有人评价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但他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当他发出征友启事，张贴在长沙部分学校时，应召的只有几个。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时，他虽然活跃，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

那时的他要找份象样的工作都很困难。1918年6月，他从师范学校毕业。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象他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那时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正需要劳工。

当劳工不是他想干的事。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而他不擅长语言，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他也曾想去俄国，但他怎么也发不好俄文生字表的音，别的学生都笑话他，他就生气了。结果，他既没有去法国，也没有去俄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