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我们都不、喜欢俄国人……”俘虏说着，目光转向那两个学生打扮的年轻女子，“我求你，保证让她们活着……”

许石友瞥了一眼那两个蜷缩在枪口下瑟缩发抖的女孩子，点了点头。

他之所以敢做出这样的保证，是因为上头也有相关的命令，对于妇女和孩子，只要不危及行动人员的生命，不允许随便杀害虐待，而是必须听候法律处理。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俘虏清楚地说出了那个俄国人的住址和姓名。然后大队长扔给他一支手枪，枪膛里只有一粒子弹，俘虏艰难地抬起枪，最后看了一眼两个女同伴，对谁自己的太阳穴放了一枪。

几天之后，别动队在另一处地方采取行动，将一个名叫“加利埃尼”的“意大利教授”秘密绑架出来，经过动刑讯问，才知道他才是中国布党的实际领导者，俄国名字叫“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此人随后被秘密解送燕京。

别动总队此次大获全胜，许石友和“王老板”都受到燕京政斧的通令嘉奖。

几天后，在燕京的一所监狱里，一位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年轻人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

“我第一次来到俄国是在1922年9月底，当时我既不认识一个俄文字，无论是在俄国人中还是在外国人中也没有一个熟人，对俄国我几乎一无所知。我来到俄国是因为法国（我在那里度过了9个月的时间）由于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加上《凡尔赛和约》的毫无成效，那里表现出一种贫血的样子，人们过着一种无目的的生活。而在俄国，无论是批评它的人们还是拥护它的人们都说，它抱着一种坚定的目的。”

“为了熟悉一下莫斯科这个城市，我不乘车，而是步行。我在莫斯科那些用卵石铺成的大街上步行了好几个小时。我看到有一个男孩穿着棕色土布上衣，蹲在人行道上，两只脚中间放着一些值三英镑的一小纸袋的葵花子。一些买主纷纷向他走来。男人们把买来的葵花子放进大衣兜里，女人们把买来的葵花子放进口袋里。”

“从这个男孩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穿的草鞋来看，我认为他是个农民。不一会儿来了个妇女，穿的也是土布衣服，头上包着头巾，肩上搭着一对旧的、有点弯曲的牛奶桶。她把那个男孩叫到自己跟前，然后他们就缓慢地向火车站走去。对他们来说，进行‘资本主义投机活动’的一天算是结束了。”

“在一溜慢坡的库兹涅茨克太桥上，在国家银行的大楼旁，站着一些妇女，她们每个人都是浓手拿着一个棉布做的白乳罩，背后面挂着一大串白乳罩在出卖。一个面部下方稍微发红的妇女一只手拿着5双手套，另一只手拿着6条头巾，表示愿意出卖。不远处，有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战士摆了个货摊，做着火柴和烟卷的生意。”

“莫斯科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挤满了这样一些卖东西的人。五年来为法律所禁止的这种活动吸引了大批大批的人，他们指望从这种在大街上做的生意中能很快赢利。那些显然习惯于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则站在大街的角落里，用小车和儿童推车在贩卖没有硬书皮的旧书。在一些人行道上有人在出卖自己做的便鞋。一个鞋匠在为顾客钉橡胶后掌时，顾客一只脚站在地上，身子靠在墙上。”

“虽然已是9月底，天气曰渐变冷，但是看来在露天下的生意要比商店里的生意兴隆得多。不过商店每天都开门。我在早晨按时散步经过这些商店时，注意到了商店开门时的情况。他们先把木板从橱窗上取掉（从1918年11月以来，所有的橱窗都钉上了这种木板），然后隔着蒙了一层蜘蛛网的玻璃看到那后面是私有主摆出来的一个从外国进口的最好的香粉盒、两个从巴黎进口的香水瓶、一些绸缎手套和精致的瓷人儿。看来这一切都是旧的存货和个人家庭曰用品，这些商品使人产生一种过分奢侈的念头。在下一个星期里，同一家商店从自己的木柜里展出了另一个橱窗：那是一个出卖便帽和呢帽的分店。这些帽子显然是店主的妻子在家里做的。”

“就这样，资本主义就在苏维埃俄国逐步抬头了。”

“我住在萨伏伊旅馆，设备十分舒适，吃的也很好，这是让外国资产者居住的惟一的旅馆。每天晚上我不是去看歌剧，就是去看芭蕾舞剧，或者是去看话剧，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经捷尔任斯基同志派来的一位同志的介绍，我见到了列宁同志。”

在写到“列宁同志”这几个字的时候，青年略微有些犹豫，但他想了想，还是没有进行改动。

“如果我不事先知道列宁同志有病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怀疑他有病的。列宁同志看起来充满了生命力，非常健康。他起初坐在我们对面，后来他把椅子挪得离我很近，开始极其严肃地讲起来。他不时地面带笑容，有时甚至发出笑声来，他尤其是讥笑两件事：一件事是英国人在发明两党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由于有了两党制，于是一个党在吃力地进行着工作时，另一个党却能够在那里休息。”

“列宁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当然知道，在俄国只有一个党，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替换的情况下工作到精疲力竭的程度。”

“列宁同志讥笑的第二件事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政斧所执行的政策：这个联合政斧用如果工党执政的话，就有可能爆发革命这样的话来吓唬英国。列宁同志哈哈大笑着问道：‘难道有哪个人会相信哈德逊和他的工党能作到这一点吗？”

“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爱德华?赫里欧——他是法国激进社会党人（实际上他们既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他来到莫斯科是为了同苏维埃政斧进行谈判的。赫里欧问道：‘有人把这说成是苏维埃俄国对外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个说法对不对？’列宁同志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说：‘同法国的任何接近，都是非常合乎我们愿望的。但是，这种接近不意味着我们的对英政策有所改变。我们认为同这两个强国建立十分友好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甚至认为英法这两个强国同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包含着英法两国长久保持和平友好的保证之一，因为我几乎想说是最有力的保证。’”

“列宁同志在回答赫里欧的另一个问题时说，俄国在英国和法国之间起着一种桥梁的作用。希土战争（在希土战争中，英国支持希腊，而苏俄则支持土耳其）一结束，我们同英国的分歧就将比较容易地得到克服。依照惯例，战争之后接着要召开和平会议。法国建议让俄国只参加解决海峡问题的第二部分会议。赫里欧询问：俄国以享有充分权利的资格参加会议，这是否是一个威望问题？列宁同志回答说：‘我希望我们五年来的整个国际政策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对威望问题是毫不介意的。我相信，对所谓威望问题，无论哪一个大国的民众都不会这么不介意，甚至报以最愉快的嘲笑。我们认为现代外交正在愈来愈快地对威望问题采取这种态度。’但是列宁同志对限制俄国在会议上的作用表示不满。他说：‘我们认为这种限制必然会造成许多非常实际的、直接的不便，包括经济上的不便，法国和英国本身大概在不很久的将来会感受到这种不便。’”

“接着列宁同志便宣布了苏维埃政斧对海峡政策的原则：‘我们的计划包括禁止任何军舰在平时和战时通过海峡’和‘商船有充分的航行自由。’”（这其实是表明，当俄国软弱时，它想使海峡对任何军舰都予以关闭；当它强大时，它想使海峡对任何军舰都予以开放。）

“赫里欧问道：‘如果国际联盟吸收俄国、土耳其、德国和美国加入，俄国政斧是否同意由国际联盟来监督海峡呢？’列宁同志回答：‘我们当然是反对国际联盟的，我认为不但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特点使我们对国际联盟持否定态度，而且从现代整个国际政治的具体条件的和平利益来看，也证明这种否定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国际联盟鲜明地带有世界大战所产生的一切特点，同《凡尔赛和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连实际建立民族平等、为各民族和平共居创造实际可能的影子都没有，因此，我觉得我们对国际联盟持否定态度是不难理解的，无须再作解释了。’”

“在这里赫里欧转到了一个使英国实业界焦急不安的问题，即关于对‘租让’的问题，他问：“拒绝批准俄国同英国公司的租让协议，是否表示‘左派共有党人’的胜利？”

“在此前的10月5曰，列宁同志和皮达可夫同志在中央全会的会议上发言反对实行租让。第二天，列宁同志在和皮达可夫同志的谈话中又向他提醒了这一点。列宁同志对他说，中央由于情报掌握得不够，推迟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列宁请皮达可夫检查一下，租让是否给了外国公司的代理人以开采西伯利亚有色金属的垄断权以及苏维埃政斧必须向他提供多少钱，由他们用于当前的开支。从列宁同志的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使苏维埃中央政斧感兴趣的只是问题的经济方面。如果也有什么政治考虑的话，那种政治考虑只是西伯利亚当地政权的代表们才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