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章一案当时极为轰动，据说段芝泉听说后，也是惊诧莫名。”杨朔铭点了点头，说道，“但事已至此，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杀陆之后，徐树铮通过长途电话嘱咐国务院秘书长方枢拟就一道命令，请冯国璋大总统盖印发表，我记得命令全文是这样的：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希图倡乱，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饬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陆军部次长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着即褫夺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

“他这是把总统当成盖章机器了。”杨朔铭笑了笑，说道，“冯国璋大总统当时吓得心惊胆战，据称接电当天还拒绝盖印，后反复斟酌后，终于同意盖印发表。”

“徐树铮虽为陆军部次长，但无权做此处置，这次先斩后奏地杀了一个现任将军，可以说是骇人听闻。”水井说道，“但问题在于，陆建章再傻，也断然不会以驻津军队及各省督军为煽惑的对象，尤其不会以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为煽惑对象。徐树铮杀陆，怕是另有隐情。”

“不错。”杨朔铭说道，“只是这当中的隐情，别人怕是无从知晓了。”

“当陆建章被扣的消息传到燕京时，段祺瑞生怕他被杀害，立刻叫曾毓隽坐汽车赶到天津来阻止，可是等他到达已经执行。曾第二天回到燕京，带了一包文件给段看，段看过以后还连说：‘该死，该死！’，但文件的内容，并没有公开。”

“杀陆事件发生后，李纯和陈光远都有电报质问政斧：‘陆建章未经审判而被杀，死后又夺去官勋，此后军官人人自危，从何取得保障？’段祺瑞也觉得此事徐树铮做的有些过了，乃赠给陆建章家属5000银元，以表示北洋袍泽之旧情。徐树铮后来补发了一个通电，提到陆建章在谈话中破口大骂总统和曹督军，表示陆死有应得，并非因为派系的斗争。段祺瑞当时还顾虑到冯玉祥是陆的姻亲，因此以冯部开赴欧洲为理由，晋冯为中将，开复他的原官，又授以勋四位，以安其心。而冯不仅绝口不提陆建章被杀这件事，且自告奋勇，愿意调往前线以阻挡德军前进。”

“自陆被杀起，冯国璋大总统便托病不见客，似乎是怀着一种心病，害怕皖系还要进一步追究责任，因为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发出过一个电报，指责他对这个凶杀案完全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

“此次杀陆事件，实为北洋系分裂之开端，自此皖系对曹锟的直系就不能无所顾虑。事实上曹锟也感觉到徐树铮的手段过于狠辣，因而自己也不能不怀有戒心。但是皖系后来抛出了和解的姿态，段祺瑞信誓旦旦地保证，副总统问题一定照原约办理，决无变更。徐树铮也说：今后并不要求他再到汉口主持军事，只要不反对欧洲的作战计划，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就可稳稳到手。曹锟得知消息后，虽仍有些摇摆不定。但大体上是安心了，自此直皖两系暂时相安无事。”

“陆建章被杀，使两个人同时给人以极可怕的印象，第一个当然是徐树铮。他当时才39岁，且和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士官学校的同学，而陆承武的夫人和徐树铮的夫人也是同学，两家有密切的关系，徐树铮竟出此毒手，令北洋人人心寒。另一个则是冯玉祥，他在他舅父陆建章被杀后，他竟然绝口不提陆案，仿佛就象没有这件事一样。冯被任命为陆军中将，又被授以勋四位，时人皆疑为其和皖系早有勾结。”

“但陆氏被杀也不能说一点好的影响也没有，陆氏督陕时罪行累累，杀人如麻，甚至请客时都能当场杀人，人们称他的请客红柬为‘阎王票子’。这次被杀，陕民皆拍手称快，而地方军阀如陆氏联结匪徒鱼肉人民者皆胆寒不已，恶行多有所收敛，奉中央政斧号令者曰众。从这一点上来说，陆氏也可以说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

“是啊，有时候一件事，不能光从表面来看，”杨朔铭点了点头，说道，“我想，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再给又铮一次机会，他还是会做同样的事。”

杨朔铭说着，又陷入到了沉思之中，凝神眺望着窗外。

水井没有再说什么，他静静的坐在那里，继续抽着烟斗，仔细地观察着杨朔铭的反应。

不知过了多久，杨朔铭收回了目光，越过桌面，看着水井。

“也许，这一次我也少不得象又铮一样，当一回恶人了。”他缓缓地说道。

“如果您想要做同样的事，现在怕是用不着您亲自出手吧？”水井笑了起来，“您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用不着承担一点责任。因为这样的事情，交给我们，会处理得更好。”

“可这次的事，要比刚才说的案子复杂得多……”杨朔铭打住话头儿想了一会儿，“而且，风险也要大得多……”

水井吸光了烟斗中的烟，他用烟斗尾部敲打着几下牙齿，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

“您就说是什么事吧，将军。”水井笑着说道。

杨朔铭笑了笑，他好象在考虑该不该把这件事说出来，他和蔼地望着坐在对面的水井。许久，才说道：“我需要一场运动，来帮助蔡部长完成他的军队改革计划。”

“一场运动？您能否说的具体些？”水井听了杨朔铭的话，心中不由得一凌，但他的心绪很快平定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行动前的兴奋，“我觉得，也许一场兵变更加合适。”

“那你说说看。”杨朔铭呵呵一笑，说道。

1922年8月1曰，上海。

中国共（布）党党员顾云海匆匆跳上一辆人力车赶到位于仙人路的秘密会所，召开秘密会议。

顾云海是一位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平时以经商为掩护、戴黑色礼帽，穿一袭青布长衫，混迹于上海商界大亨和三教九流之间。他的实际身份是共（布）党的地下支部负责人，负责领导学运和工人运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上级党指示他抓住有利时机，在发动群众的同时大力在学生和工人中间发展组织，并把其中的骨干分子组织起来，秘密输送到苏俄培训。

秘密会议的地点安排在仙人路南一条狭窄的弄堂里，门外对了暗号，里面的人才“嘎吱——”地开了门。经过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狭窄楼道，在遮得严严实实的昏暗阁楼里，他看见他的年轻同志们那一张张因紧张而激动的脸。

“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来到了。”负责人环视与会者，压低声音严肃地说道，“……党指示我们，必须放手发动和争取群众，加强对工人协会与群众团体的领导工作，扩大这些团体在群众中的积极影响，打一场全民族动员的反对军阀资本家统治的战争。谁不反对军阀，或者不反对资本家，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

“……成立联合阵线，并不意味着取消对中华革命党错误政策的批评和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联合阵线更加的充实和巩固……如果我们对他们抱有幻想，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上级党指示我们的具体做法是，一……二……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