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932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是一场蔓延式的链式反应，随着银行倒闭潮的蔓延，陷入危机的欧美各国银行家纷纷抽回在其他国家的债权，以应对本国的挤兑风险，导致世界经济的大幅度下挫，进而危及到各国的对外出口，导致更大规模的失业，在失去外国市场的同时，主要工业国的国内需集体下降，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萧条。

法国从奥地利抽回贷款，德国暂停贷款，英法出现债务危机，暂停对美债务偿还，进一步恶化美国财政，各国陷入财政危机，缩小政斧开支，全球经济萧条再次恶化。

1929年也是人类经济史中最为悲壮的一年，这一年里，美国经济惨遭重创，数据上大约下滑约10%，实际情况则要比之悲惨很多，国内外贸易近乎处于停顿状态，但是美国经济的底子好，第一年还是能撑住的，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才越来越悲惨。

英国、德国的情况大致和美国相同，而法国因为经济较为读力，关税高，早期受到的冲击小，在1931年之前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在1932年之后，法国经济也开始遭受到了全面的打击，并且直到1935年才逐步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

中国现在的情况很难说，但从理论上来说，问题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贸易出口国和顺差国，世界经济下滑到这种程度，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

所以，宋彪的决策就是从一开始就要大幅度的扩大内需，在近七年之内都要维持高投资高增长的态势，同时提高关税，进一步减少进口，使得经济在内部读力，同东南亚、西亚、拉丁美洲和法国维持内部的封闭市场。

在经济危机蔓延到欧洲之后，刚上任不久的外相顾维钧紧急前往欧洲访问，第一副相施肇基前往拉丁美洲访问，先和法国达成互助协议，中法及殖民地同盟内部维持原有的自由贸易协议，对外统一提高关税，中法两国相互通过增持法郎和中圆维持外汇稳定，抛售美元和英镑，换取黄金储备增加两国货币准备率。

在这样的情况，加拿大、阿根廷、澳洲的廉价小麦、羊毛等农产品、矿产品都难以出口到中法及殖民地市场，而中法采取经济互补原则，中国进一步减低对法国奢侈品、钟表、纺织品、轻机械的关税，法国减低对中国化工、电气、重型机械、冶金产品的关税。

中法这份协议对英美等国而言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但对中法而言，至少也是暂时稳定了国内的经济秩序，不至于让经济大幅重创，双方通过债务风险互保的策略，维持两国金融汇率的稳定。

按照协议，双方约定将汇率盯紧英美，英美降低则中法随之降低，绝对不让英美将风险和危机转嫁给中法两国。

在此基础上，中国同意将剩余约合2.73亿英镑的法国债务全部转变为留法助学基金和在法国及殖民地的投资，这样的调整也使得法国遭遇债务危机的几率大幅度降低。

自此，中国真正的开始以资本输出的方式进入法国市场，在法国兼并陷入危机的企业和银行，更大规模的投资法国殖民地市场，主动开拓外需，同时在国内启动更加庞大的基建规划，部分合同转包给新兼并的法国企业。

依靠内部市场的空间，中国完全有足够的空间自救，甚至可以顺手救上法国，但绝对没有办法再救英美德三国，中国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救它们，救法国本身就是救中法同盟，保持中法同盟在国际世界的威慑力。

从1929年的下半年开始，帝国就开始连续增加了南京长江大桥和芜湖长江大桥等大型公共基建项目，在全国增加了六百多条一级公路建设计划，大幅度减低地产税，加速推动城镇化进程。

在维持高利率政策稳固黄金储备的同时，大幅减免金融企业税收，增加金融业的信贷支出规模，中央银行也快速印钞，增加货币供应注资到国有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业银行和四大国营资本公司，扩大在国内的工程建设，取消消费信贷的消费增收税，鼓励信贷消费，在全国范围内掉中央部分的农业税分成，减免农业税的同时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建房补贴、农用电补贴。

帝国的运气真的是很不错。

唐绍仪内阁时期的175项国民工业计划为帝国奠定了良好而全面的工业基础，欧阳赓内阁的125项工农业计划和201工程又进一步的推动帝国工业水平达到欧美标准，农业水平也大幅获得提高，基本达到了英美一战前的水准。

这些是帝国在经济危机时期保持高关税，稳固内需市场的重要基础，即便不从美国进口机械机床，帝国工农业仍然能继续高速发展，帝国工业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本国能够供应则由本国供应，不足之处则从中法殖民地市场获取。

特别是在控制中东、西亚部分地区后，中国通过铁路直接从里海周边进口石油，每年从巴库油区、伊朗、伊拉克进口石油超过2000万吨，完全能够满足国内的石油需求。

中亚石油天然气管道计划目前也铺设到了乌兹别克油区，预计在三年内修通至巴库油区，五年内正式修通到伊拉克，远东石油公司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公司。

就在这一时期，曰本也受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对外贸易遭受重创，英美资本大幅撤出使得曰本金融业也遭遇了大规模的挤兑风波，工业人口的失业率快速激增。

当曰本政斧下定决定削减海陆两军的军费开支时，陆军下级军官突然在朝鲜半岛发动了一次严重的挑衅，试图越过中曰的分界线，战争规模不大，以曰本损失了两个步兵联队和14架飞机宣告结束。

曰本还是找了很多借口，总之是宣称自己没有责任，责任都在朝鲜和中国身上，现在这个时候，中国也没有心思去和曰本计较，反正再给曰本几个胆子，曰本也不敢继续挑衅中国。

曰本就是神经病，找此时的中华帝国拼陆军，这些中下层的曰本军官肯定是脑子有毛病，就像他们当年挑衅苏联结果被灭了两个师团一样，而且比主动挑起诺门罕战役还弱智，因为帝国在朝鲜的主要驻兵是以空军为主力，反应速度极快。

曰本海军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在印尼爆发冲突，对荷兰宣战。

曰本也是挑了很多对手，英美中法的海军都不好惹，在东南亚就属荷兰最好欺负，它就去找荷兰的麻烦，中国海军随之增加吕宋海峡和琉球群岛之间的潜艇巡逻，在爪哇岛的海军支队驻军也随之增加。

不管荷兰是否同意，中国肯定不同意曰本对外扩张，和荷兰驻华公使馆通报一声，南方舰队就直接进驻文莱港，在周边一带加强海军巡逻戒备，遏止曰本海军南下。

曰本海军的行动本身并没有得到曰本内阁政斧的允许，甚至没有上层将领和海军部的批准，如果荷兰没有反应，让曰本海军的中下级军官将事情挑了起来，问题就大了，曰本内阁和海军本部也必须同意，但中国在这个时候突然的紧急介入，让曰本和荷兰都猝不及防。

曰本以为中国和荷兰有密约，虽然他们自己觉得对中国海军的优势非常大，而且中国海军肯定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弱不禁风，真要打起来，他们也紧张。

因为中国在文莱和东南亚的经营周期是非常长的，在文莱沙捞越等地区都有大规模的空军基地，中国空军特有的大型巡逻机和轰炸机的覆盖范围可以扩大到整个南洋海域，以古晋和沙巴的两个大空军基地，可以覆盖周边一千公里的侦察和轰炸。

正是在这一特殊的紧张情势下，正在法德就债务转留学基金问题进行最后磋商的外相顾维钧紧急访问荷兰。

因为有宋皇帝的支持，本身又是唐绍仪的女婿，顾维钧的仕途一直是非常的顺利，特别是在出任内廷总长之后，三次组阁之时就成了外相。

要说年纪，顾维钧的年纪也不小，但在41岁之时就能当上中华帝国的外相，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厉害的事。

刚和法国达成留学基金及法国金融注资协约，顾维钧原本是要访问德国，此时也只能临时飞往荷兰同荷兰首相查尔斯.贝伦布劳克会晤。

接到中央电报的顾维钧感到头疼，因为这位查尔斯.贝伦布劳克首相是新上任的先生，在一战前后曾经担任过六年的荷兰首相职务，在欧洲政界的声望很高，如今又正是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之时，气势很高昂，未必会按照中央的要求迫使荷兰对华作出重大的让步。

顾维钧也说不清楚。

他曾经处理和印尼排华风波，当时确实逼迫荷兰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比如目前帝国海军在印尼三宝垄的海军驻军权就是他所争取的。

即便如此，荷兰人给他的印象还是异常的歧华、傲慢和强硬，仿佛荷兰还是那个海上马车夫，而中国还是满清时代那么懦弱无能。

他同时也清楚，荷兰人的这种傲慢是一个表象，只要帝国采取强硬姿态，荷兰就会很无奈。

他清楚的意识到这是一个矛盾之处，一方面是情感上的对华歧视和对亚洲人种的鄙视，另一方面则是真正理智上的害怕帝国的军事实力。

这种情况在整个国际世界都大体如此，也就法国那边的情况相对好一点。

顾维钧乘坐福道公司的fd-5外务部转机抵达海牙，在荷兰外交大臣威廉.摩尔霍恩的陪同下一起乘坐荷兰政斧安排的马车前往政斧所在地。

在敞篷的马车里，顾维钧有意识的多看一些荷兰本地的建筑，欣赏着荷兰的美丽，以及街道上那些到处都随意可见的乞丐，还有失去工作的工人们。

在这一路上，顾维钧也和摩尔霍恩用英语就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进行交流和探讨，两人的感触大致相同，基本都觉得问题出在金本位上，各国黄金储备差距太大，只是摩尔霍恩认为这种方式对荷兰是不公平的，需要改变，而顾维钧虽然也认为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但在情况最为有利于中国的前提下，他并不认为有更改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