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科研就像是吸毒。一旦沾上就欲罢不能。因为远大的目标总是诱惑着你。要是半途而废，那么以前大量的工作就白费了。要是一条路走到黑。那就是要不断地把大笔地钱投进去。还不一定达到目标。所以说高科技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也许等你辛苦几个月甚至几年搞成了。发现这一技术在先进国家先进企业已经过时了。要么人家早已筑成了一个专利壁垒！”李思明后来这么说过。

令李思明感到欣慰地是头十个月，在晶圆制造包括半导体材料方面取得了三十项科技成果，这些都是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因此可以申请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但是申请专利本身又是一个复杂地工作。在专利申请文件中，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是最重要地两个部分。撰写人不仅要懂法律也要懂技术管理。而且还要懂各国的法律。

李思明一直很关注地三星公司在1983年宣布进军半导体领域年。由于半导体供给过剩，原先单价为4美元地64kdram最后跌至70美分，三星不得不面对一种穷途末路的危机。1987年，半导体价格重新回升，刚缓了一口气的三星马上遇到了另一个不小地麻烦。遭遇ti（德州仪器）公司倾权诉讼，猝不及防的三星最后不得不支付庞大地专利使用费。所以李思明要想在未来有所成就。就不能局限于中国国内的保护。而应该放眼全球。形成自己地专利技术甚至标准。他见过地中国产业所遇到地无数教训。让他很清楚这一点，温室里地秧苗是经受不起风雨的。

《工业产权保护巴黎公约》虽然诞生了有百年历史，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已经有一百多个成员国。但由于各成员国间的利益矛盾和立法差别。巴黎公约没能制定统一的工业产权法，而是以各成员国内立法为基础进行保护。因此它没有排除专利权效力地地域性。公约在尊重各成员的国内立法的同时，规定了各成员国必须共同遵守的几个基本原则。以协调各成员国地立法。使之与公约地规定相一致。

所以专利人申请专利一般是在各国分别申请，这又是一个相当复杂地过程，在一国获得批准，在另一国却不定获得批准。不仅要缴纳大笔地专利申请费，还要面对各国专利管理机关的有意无意变得繁琐的审查，甚至发难。比如日本人就曾让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集成电路专利拖了三十年。专利是个双刃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非是保护越严越好。而是适当，比如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在高新技术上属于后进国家。因此我们不可能按照发达国家的要求严格管理。这涉及到民族产业的利益，各国莫不如此，不能闻鸡起舞。

因此，李思明又不得不另外列出一部分预算。专门聘请美国的专利代理机构，进行专利申请的工作。而微星中央研究院负责知识产权地工作的团队已经达到了十人，对外以香港微星科技集团或者微星控股（维京）公司的名义申请，主要是在美国、日本和欧洲。

总之，在1987年，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袁大账房的脸越来越黑，曾智签字的手越来越迟钝。李思明的嘴越来越涩。

“阿明，这日子没法过了，我们账上的现金部分快用完了，现在只有投资在几个基金上面的钱。”袁侯抱怨道。“我们在科技攻关上花的钱比整个国家都多！”

“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咱们要舍得才行。”李思明道。

“对嘛，有付出才有回报嘛。”张华在一边鼓动道。他和渡边两人自从跟李思明“分家”以来，干得有声有色，一时半会还不缺钱，所以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种人。

“赢利！赢利才是最重要的！”袁侯道。

“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想当年咱们馒头咸菜。不是也这么过来的？”李思明笑着道。他舔了舔嘴巴，仿佛在回味那咸白菜根的味道——那是他最讨厌的味道。

“此一时彼一时也。要是研究院的工程师能这么过，我当然不反对。不过，这可能吗？”袁侯反问道。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李思明安慰道，“袁副总裁的工作是认真严谨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他真诚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为公司的资金周转的安全，而殚精竭虑，这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袁副总裁是个好同志！”

“哈哈！”曾智哈哈大笑，“我建议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专门去订作一个锦旗，送给我们的账房先生，就挂在他分别在这里和香港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地方，各挂一个。看着也让人羡慕不是？”

“是个好主意。我怎么就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呢？”徐大帅起哄道，“要不。人人发一个？大家都辛苦，只发给他一人，让人看着眼馋！”

“我看咱们还真得考虑考虑，咱们所有的员工一年忙到头，都很不错，就我们香江电器公司来说，有些人很优秀，咱们也可以来些精神鼓励。”渡边建议道。不过他说这话时却重点提到自己管理的电器公司。这人要是一旦“分家”。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自己的立场。

“我看到年底的时候，我曾智，作为公司的总裁亲自出马，隆重集会，为优秀员工颁发奖状，顺便发一笔不菲的奖金，不仅有面子，还实惠！”曾智道。

“好啊！”李思明赞同道，“我看这名目就叫微星公司总裁奖！要形成一个惯例，由总裁亲自颁奖，搞得隆重而且慎重一些。”

“说了半天，原来又要另外花钱啊！”袁侯的脸更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