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纲曾看过费行简写的《慈禧太后传信录》，上面记载，早在变法之初，在一次他们母子的“私人谈话”中，慈禧太后就曾对光绪皇帝说过，“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这一番话说得可谓言辞恳切，母子之情溢于言表（尽管他们并不是亲生母子），孙纲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有些感动。

光绪皇帝在内心深处一直惧怕慈禧太后的威势，可这次听到慈禧太后向自己坦露心迹，抑郁冰释，才会有了以后的放开手脚“大干”的举动。另一位维新派改革家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也写道：“孝钦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评价的也可以说十分中肯，没有偏见。

那么，后世地某些历史教科书中地“主流观点”，都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想不明白。

他收拢了自己不着边际地思绪，让自己平静下来，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眼前的朝会上。

此次朝会还是由恭亲王奕主持，这位“鬼子六”王爷现在的样子，也和李鸿章有的一拼了。

才六十多岁的奕头发就已经几乎全变白了，他清癯的面容也含着一丝阴郁和忧愁，他可能也已经从李鸿章那里知道了孙纲的那个“四管齐下”的方略，但对这种“走钢丝”策略的具体操作，他还是心中无数，疑虑重重。

这位咸丰皇帝的弟弟，三朝元老，曾经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同李鸿章主办洋务，让大清朝出现了短暂的“同治中兴”，在中国政坛上显赫一时，慈禧太后为了将他引为强助对付政敌，也给予了他巨大的权力。但随着他地位的不断高升和声名鹊起，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在后来又对他进行了多次“打压”（这个“平衡之术”慈禧现在已经玩得可以说“炉火纯青”了），结果反复的浮沉磨平了这位“贤王”昔日的棱角，挫折了他的锐气，遇到重大事件他不敢提出应对的策略，中法战争中他的表现就让慈禧太后很不满意，结果被“全班撤换”，长期闲置，甲午战争时才又被重新起用，现在的他和李鸿章“战战兢兢”地推动着这个国家前进，现在，大清国又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他心中的焦虑可想而知。

朝会很快进入正题，恭亲王沉声说道，“此次日本借德国强占青岛之时不宣而战，侵犯朝鲜，进而长驱攻我大清，所幸海陆将士用命，才得击退狂寇，然战果却为他国所吞，今日本已成瓜分豆剖之势，英国邀我大清与列国共议，事关重大，当如何应之？可奏于皇上知道。”

“禀皇上，臣以为，日本与我大清同为东亚古国，一衣带水，若就此亡于西方列强之手，恐对大清不利，”一个人朗声说道，“当设法保全日本为上。”

孙纲听得吃了一惊，怎么还会有人这么想？

还“一衣带水”？不如说“一衣带血”更为合适。

他不由得抬眼循声望去，看见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约四十多岁的似曾相识的中年官员在那里说道。

他一下子想起来这个人是谁了。

“戊戌变法”的关键人物，核心推动者之一，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先生。

“日本两次经朝鲜犯我大清，亡我之心昭然若揭，这次亡于他国之手，可谓罪有应得，何故要予以保全？”翁师傅一听就沉不住气了，不由得大声问道，

康有为向翁师傅略施一礼，以示尊敬，然后说道，“日本离我大清不过一海之隔，与朝鲜更是近在咫尺，泰西诸国若以之为久居之地，我大清稍有微动，彼闻之便可瞬息而至，或以兵势相压，我大清海疆绵延万里，兵船无多，不可能处处设防，若任由日本为他国亡之，恐有大害。”

他这一番话很显然说动了某些官员，光绪皇帝听得不由一愣，日本人这次差点没杀了他，还是康有为想办法把他和珍妃给救了的，可他居然说要保全日本，着实出乎光绪皇帝的意料。

“今日保全日本，就能保证其异日不复犯我大清吗？”李鸿章听了也感觉有些奇怪，不由得问道，

康有为象是不屑于回答李鸿章，而是对光绪皇帝说道，“日本与我大清同为亚细亚之古国，皆为黄皮肤之同种人类，文化伦理有共通之处，非欧洲白种人可比，彼国民曾受我孔圣教化，又通西方之所长，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势日上，此番两次犯我大清，以其**人篡政故也，轻启兵端，欲行掠夺之事，是以败亡，若我大清能助其复国，彼当感我存邦保种之恩，我大清当可引为强援，守望互助，以御西人。”

孙纲听得连连摇头，康有为说的头头是道，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可是，他对日本人的了解，从他刚才那番话来看，也只是皮毛而已。

想不到连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先生，居然也是“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学说”的“中毒受害者”。

康有为出的这个大大的“馊主意”，要是真的付诸实施了，那中国以后的麻烦可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