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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五一九 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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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来国朝老百姓的忍耐力真的是很强,非常强。就算是苏府如此,只要是百姓能够勉强活下去,也是不会起来反抗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在没人人介入,没有人挑拨,没有人煽动,甚至有人刻意压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只要是有人略一煽动,就会像是油锅中倒入了水一样,整个锅都会沸腾起来。

到时候会出什么事儿,甚至就连始作俑者,怕是都猜不到的。

论起影响力来,显然是后者更大,毕竟读书人闹事儿,到处都有,大的小的都不少,兴许闹得很大了,会引起朝廷和地方高官的重视,但若是小打小闹的,怕是私下就处置了。而民变则不同,现如今天下不靖,流寇四起,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裹挟流民无数,纵横天下,大明官军追在他们屁股后面疲于奔命。因此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便对这民变就格外的敏感——要知道,起义基本上都是因为民变处置不当被激发演变而来的。

至于破坏力,两者更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那些生员们闹事儿,撑死不过就是嚷嚷几句,若是遇到某个落单的,说不得能一拥而上将其殴打一顿。主要动的是口,仰仗的是地方上官员对他们的支持看重,其实他们更多的,只是把声势给早起来,使得对方?一?本?读?小说 的名声臭了。而让对方受到进一步的惩罚,则是官府要做的,他们只是起到一个最初推动力的作用。

但民变一旦起来,那可就大不一样。

民变这两个字,包含内容可谓是意味深广,涵盖范围非常广。

几十个百姓闹事儿,砸了某家粮店或者是抄了哪个豪绅的家,这叫民变。几千流民暴民把县城给攻占了,把全县的士绅官员都给杀的一干二净,这也叫民变。像是李自成张献忠那等纵横天下,公开造反的,其实也叫民变。

但不管哪一种民变,反正伴随着的,都是大量的流血,杀戮,焚烧等等!

凶狠残暴。

国朝的老百姓是最温顺,最能忍耐的,但一旦他们被煽动起来,被疯狂的情绪笼罩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气度的疯狂,凶残。这一点,在历朝历代无数次起义中都得到了印证,说白了,之前忍耐温顺,不过就是因为自身没有实力,没有势力而已。而一旦城头变幻大王旗,原先被欺负,被欺压的人占了上风,那么便会疯狂的把自己所承受的苦难,施加到之前那些欺负自己的人头上。

无论是国朝还是其他国家,莫不如是。

新的权力阶层肯定要对老的势力进行清洗。

远的不说,就说一个发生的最近的,而且也不算是太激烈的民变。

这是发生在崇祯六七年间,宜兴的民变事件,谢国桢的《明季奴变考》最早提到此事。实际两者不是一码事,这次豪奴非但不是变乱的主角,却是骚乱民众要打击的直接对象。

宜兴民变起于崇祯六年的正月,首尾大约三个来月。初因乡宦陈一教、徐廷锡两家的豪奴周文爙、张瑞、张凤等,在南刘、河桥一带收租勒耗,翻债取盈,逼献田地,吞占子女,闹得“人怨鬼怒”。

有人出头,力主对抗。出头的当然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而是在当地也有一点地盘、人气的陈轼、鲁教等人。他们在南刘庄、杨山村发难,倡议成立“禁会”,设誓演戏,大张禁令,严阻豪奴入境收租勒索。周文爙、张瑞等人试图利用县府“拘票”,带衙役收捕为首的“禁头”。因消息走漏,正月初七,陈轼等先发制人,纵火焚烧马家庄,欲将两豪奴围困烧死于宅中。两奴早已闻风逃逸,马家庄则被付之一炬,同时众民又焚烧了陈宦的南刘庄房。县府初欲调停放软,不料又发生乡居富户周启玄、张襄两家被抢,就将陈轼等人抓捕至县狱。

余众一不做二不休,二月十三日,焚烧陈宦河桥、亳村等庄,发掘陈宦祖坟。十四日烧塘头庄,十八日又烧川埠、蜀山、涧北等处庄房,徐宦竹园庄一所亦被焚毁。一时顽民闻风效尤,乡居地主欧明家被劫掠如洗,吴连庄、张渚镇等地遭烧抢,并由东乡弥漫至西乡,打行为业的一群流氓以借米为名,拥众抢劫市镇乡村富户,所在骚然。邻近的金坛、溧阳、丹徒等地也露“蠢动”之势。

大约在四月左右的时候,民变便是平息下去,只是损失却是极大。

不少乡绅地主都是被杀,房地宅院也被焚烧,财物损失极大。

可以想见,若真是民变起来,苏家怕是直接要被抹去了。

这倒不是董策比苏家更狠更毒辣,只不过是立场不同,考虑问题的方式不同而已。董策是武将,是贫苦军户出身,天然就跟那些读书人不是一路。而苏少游和苏以墨却都是乡绅地主家庭的读书人出身,父子俩还都有秀才功名。这等读书人闹事儿的传闻,他们可是知道不少,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里去。而董策出身低,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用百姓,用民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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