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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五一四 不过是一个字: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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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的苏州织佣之变,也是如此-在这一日,苏州城二千多名饥饿而愤怒的纺织工匠手执绞棍,冲出玄妙观道院,在一名叫做葛成的机匠率领下,涌向苏州城东南葑门,税官黄建节当场被砸死。

这件事儿的起因,明年上的说法乃是:朝廷派驻苏州城的税官横敛暴征,贪而无厌。

万历二十七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旨“带征苏松等处课税”,即督征苏州、杭州一带的各类商业税,税收衙门设在苏州织造局内。明代太监执掌税事,搜刮起来往往特别心狠手辣,这个孙太监一上任,苏州城就发生了“税务初兴,民咸罢市”的事情。及至万历二十九年春,苏州遭受水灾,民不聊生,但孙隆为完成年度征税额,不但不体恤民间,还加紧盘剥商民。他的参随黄建节勾结地方流氓,勒令织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即设立“机头税”;“每缎一疋,税银五分,纱一疋,税二分”,所织纱缎,必须完税后由税官加盖官印之后,方准发卖。

一时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机户相率改业、罢工,而佣工无所趁食,要么铤而走险,要么坐以待毙。

进入六月初,这些“浮食寄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苏州织工开始聚于玄妙观!一!本!读!小说  ,密谋暴动抗税。先是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集众二千余人,随后加进来的织佣越来越多,这时候,昆山机匠成了他们的领袖,史料载:义士葛成,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人响应。

从六月初六到初八这三天,抗税的织工们将苏州城“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特别注意:抗税队伍曾一度包围了苏州税使孙隆办公的苏州织造局,孙隆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但朱知府拒绝了他的要求。苏知府说:“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说,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最后孙隆翻墙逃走,总算保住狗命。

朱知府说的倒是冠冕堂皇,其实说白了,这一次的抗税事件,乃是地方上的读书人和官府,和期货而来对抗万历皇帝。

注意,是对抗万历皇帝而不是对抗朝廷。

本书中前文就已经说过,由于明处延续下来的某些政策,导致商税奇低无比,而江南地区,又是商业极其发达的所在。

自从大明开国以来,奖励开垦,降低赋税,兴修水利,加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江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与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城市发展大幅度加快。而自从张居正张相爷当政,行一条鞭法,徭役、地丁,分摊入亩。由此,无地农民纷纷进城,并为手工业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仅江南一地,就出现了三十三个大中型商业和手工业城镇。水陆便利,商业繁茂。至万历年间,杭州居民“数百万之众”,扬州人口八十万余,“人烟浩穰,游手众多。”苏州城“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南北两岸,居民栉比。”

城市可谓是极大繁荣。

单就苏州而论,在万历朝,苏州城里百工聚集,手工业者猛增。作为江南丝织业重镇,苏州纺织工人最多,机匠有千户。有官方的织染局,但更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工作。城市中的人口,分为三个群体。占最大规模的,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他们从事纺织业,从事各种日常生活品与奢侈品加工,但这部分人获利有限,仅能糊口;其次,是工厂主,或由乡绅转化而来,或由市民中的富裕阶层转化而来;最后,是生员,或已经考取功名的人,乃是享有特权的读书人。

而厂主与生员群体,往往是同构的,有钱者使子女获得较好的教育,以使下一代能走入仕途,获取政治身份,这是传统社会的常规进取之道。

大明朝商税是真不高,商税没有到朝廷银子里,反倒是都变成利润流进了这些商贾的腰包,而这些人,和读书人的关系又是千丝万缕的。做官的,掌握朝廷大权的,基本上都是读书人。而且江浙那边文化鼎盛,出来的读书人尤其多。

正因为有着这些关节,是以皇帝屡次想要征收商税,都是被朝中的大臣坚决抵制了,有些甚至直接对皇帝破口大骂。若是换做洪武永乐那等强势的皇帝,怕是就要大开杀戒,只是后来的明朝历代皇帝,可是没这个魄力。

最后万历皇帝没了法子,便想出这么个主意,直接派太监下去收税,这就不必经过那些大臣们同意了。

可以想见的是,这一举措激起了多么激烈的反弹,整个万历一朝,关于这个的骂声便是不绝于耳。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和这些也是不无关系。

而这一次的苏州抗税事件,便是矛盾到了一定程度激发出来的产物,是读书人群体对皇帝的一个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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