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活中，时间无处不在：闹钟、手表、手机、甚至电脑屏幕左下角跳动的数字，都让我们毫不费力地获知现在是几点几分。小到起床吃饭上班约会，大到飞船上天航母下水，我们在时间的指导下展开生活。在现代人看来，准时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是社会这个庞大机体能够正常运作的前提。可是如果您翻翻词典就知道古时候根本没有“准时”这个词儿。

因为在钟表发明之前，我们使用的是模糊的自然时间，准是做不到的。古代人日出而作，但是不同地方日出的时间差得远了。连约会的时间都很粗略，他们不可能像现代人那样：晚上 点，咱们在德基广场碰面。他们只能这样说：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至于月亮究竟是几点几分爬上梢头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弄不好就酿成了爱情悲剧。比如《庄子》里就说了有个叫尾生的男人和女朋友约在桥底下见面，女友迟迟未来，估计是把时间搞错了，后来发大水了，尾生不愿意走，就抱着桥柱子，活活给淹死了。

你说，那时候如果有个手表闹钟什么的就不至于这么悲催了嘛，说好 点 见面，你不准时，我就开路。

钟表直到明朝万历年间才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入中国。到了清代，顺治、康熙、乾隆三位皇帝都很喜欢收藏钟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能欣赏到他们丰富的藏品，很多式样，在这个世上绝无仅有。但数量最多、最为精巧的钟还是乾隆年间制造的，其中有一座最受乾隆喜爱，以至于退居太上皇之后，还命人将那座钟搬到自己养老的宫殿，便于随时把玩。这座钟的特别之处在于底层有个绅士模样的机械人，他单腿跪地，一手扶案，一手执笔。开关一启动，他就会在面前的纸上工工整整写下八个字：八方向化，九土来王。这座钟是外国传教士特别进献的，它的独特设计很好地满足了乾隆的心理需要。乾隆算得上是钟表收藏的“发烧友”，他不遗余力地收集各种奇钟异表，并多次下旨海关官员，让他们不惜重金购买西洋钟表，并在宫中亲自指挥钟表改造。当时还有一座钟，里头的机械小人儿会写“万寿无疆”四个字，可乾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他能写出满蒙藏三种文字。机械师耗费心力，可惜没能成功。在乾隆的授意下，钟表匠开发出了很多妙趣横生的功能：像音乐鸟、活动人偶、行船、转花、滚球等等，令人眼花缭乱。可是这些摆了满满一屋子的钟，却没有机会正常运行，它们是被用来赏玩的，赏玩外型、做工，唯独不是用来看时间的。

在西方，钟表的发明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因为时间标准化是工业进步的基础，只有精确的时间才能将千差万别的专业分工和不同的空间形式细致地组织在一起，使整个社会成为一座日夜不停运转的机器，而在清代的中国呢，它却仅仅是权贵的“玩意儿”，是炫耀权利和身份的载体。

正如杜君立先生在《历史的细节》一书中所说：“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了机械钟，但也仅仅是带来了机械钟，而与时间、机器、理性等等毫无关系；相反，西洋钟极其中国地成为权力的象征。对未经启蒙的中国人来说，时间和理性没有任何意义，人们购买钟表只是为了听布谷鸟的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