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杨锐目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状态，精神也高度集中。

黄茂理解这种状态，因此，黄茂也是从研究方面道：“我觉得你现在没必要进行拍摄，因为你的实验并不完备。你没有对照组，我觉得，摄像起码应该等到有对照组，最好是对照组都做出来以后，重复实验的时候再拍，你说是不是？”

对照组和多项试验是现代科研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通过常规的科研评测。

杨锐早有准备的道：“我知道，之前，我首先要进行的工作是证明扩增可行，现在我证明了，之后我会将包括对照组在内的实验补齐，这也是我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为了节省时间，我还是想边拍边做。”

直到目前为止，杨锐仍然不能就学术意义上证明PCR成功。

PCR复制的是DNA，DNA在显微镜下能看到，但要证明PCR复制出来的都是想要的DNA——这是关键——是需要一系列的理化检测的。

换言之，杨锐知道自己做出来了，他还要证明自己做出来了，才会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如果是宗教，这时候就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时候了，科学没有这种毛病，评估一种方法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是有一定之规的。

杨锐在前面几个月里准备的仪器和资源，大部分是为了证明而准备的。

黄茂恰恰是看着这些仪器和资源心疼，勉强笑道：“你以前不是做完实验就发表论文，然后让同行们去给你查遗补缺吗？我还是觉得这种方法好，效率高，省钱，省时间。”

“我以后可能仍然喜欢这种办法，唯独这个实验不行，我要自己做完所有的对照实验，还有其他该做的实验。”杨锐可不准备把任何一点功劳分出去，哪怕这并不会影响他的荣誉。

黄茂愁容满面：“所有的对照实验？那是多少？”

“大概30个左右吧。”杨锐叹了口气，这个工作量是着实不小的。

黄茂却已是瞠目结舌：“你就这么看好这个项目？”

“非常看好，你想想看，他能用几十个小时的时间，将一条DNA扩展到几十亿条，这个用途太大了。”

对学术讨论，黄茂向来是有一说一的道：“我们有必要生产那么多DNA吗？还是相同的DNA？”

“当然有必要，这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非常重要。”杨锐立即开始讲述PCR的重要作用：“PCR可以简化克隆步骤，可以消除反应本底，强化杂交信号，大量DNA的合成，还能让实验室里的样品处理变的更容易，我们可以轻易的给实验样品做出拷贝，而且拷贝的结果可行。”

“拷贝的结果可行，目前还不能确定吧。”黄茂并不因为杨锐是老板而有所偏颇，认真的道：“凝胶中的DNA是扩增了没错，但是不是有杂质，还不好说。”

任何论文都可以写出成千上万字的重要作用，可基金会批准的时候，仍然有成千上万的项目被放弃。

黄茂没有就实验本身继续说下去，而是换了一个角度劝道：“现在的生物技术的热点是抗癌药物。你看美国的药谷，能够得到经费的，要到风险投资的，都在做抗癌药物，咱们虽然不说也要跟风做这个，但这个项目，实在没必要投入太多的资金。”

最后一句话，才是黄茂谈话的主要目的。

华锐实验室的资源是有限的，杨锐对PCR项目倾注的资源，已经影响到了其他的项目。

杨锐想都没想就拒绝，开玩笑，华锐实验室成立之初的目标就是PCR，如果有必要，他会将所有资源倾注在PCR项目上。

然而，杨锐还是想了一下，细心解释了起来。

做出成果是第一步，证明成果是第二步。

而证明成果，就需要这群小牛们来帮忙了，杨锐不得不开始人生第一次的说服式教育：论我的项目有多牛！

李文强、张学通、涂宪等人都围拢了过来。他们现在都是科研猿的干活，与科研狗的最大不同，就是允许拥有自由意志和自由思想，毕竟属于灵长类动物了，如果说实验室里的体力活是属于科研狗的，那脑力活就是科研猿的。

而要让动脑子的人努力工作，就得让他们理解和赞同你。

这是每名实验室管理者都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寻求理解和赞同。

爱迪生需要解释为什么换灯丝，而不是灯头；奥本海默需要解释为什么选择内爆式而非枪式；阿波罗登月计划也需要解决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的选择困难。

除了向手下解释，向投资人和老板解释和推销自己，亦是实验室负责人的主要工作。

杨锐以往的学术经验帮不上多少忙，倒是做补习班的时候，每天给学生家长做解释，锻炼了他的说服能力。

杨锐干脆就将几个人当做学生家长，开始推销自己的项目与方案。

李文强等人连上门推销都没有经受过，哪里是杨锐的对手，一会儿就听的不自觉点头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