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呃。”她连写什么都没定下来呢。

见她神情空白无言以对的模样，伊丽莎白噗嗤一声笑起来。

倒是这个理，伊丽莎白不赞同玛丽放弃寻觅一位好丈夫，但写写东西充当消遣没什么。就如玛丽所说，万一她的小说成功出版，销量火爆，谁还嫌弃钱多呢。

“我不打趣你，”伊丽莎白说，“只是你要是写出来了开头，我可得当第一个拜读的人。”

还是算了吧！

玛丽瞥了一眼纸张上几个杀手的名字，觉得还是不折磨伊丽莎白的神经为好。

她拿起纸张，伊丽莎白注意到人名之后的圈和叉，忍不住问道：“这些记号是什么？”

玛丽：“嗯，我在想构思。”

其实她是在想哪个案件更适合改编。

十九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就差了百余年，可社会发展如此迅猛，现实生活中的案件，有一些并不适合放在维多利亚时期讲述。比如说名单中的加里·里奇韦——他有个更响亮的名字，绿河杀手。

绿河杀手逍遥法外几十年，警方早早地锁定了他，却始终找不到证据逮捕，直至DNA检验技术正式运用在了刑侦破案上，才得以起诉罪魁祸首。

而在歇洛克·福尔摩斯活跃的当下，人们可不知道DNA是什么。

所以需要运用现代科技破案的必须排除掉，而那些不需要现代科技的，也不是每一个都适合。

社会发展迅速，代来的是人们的心理变化。资本主义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扭曲，绝非十九世纪的人们可以想象的。

维多利亚时期的凶杀案，无非是仇杀、情杀，以及为了钱财走投无路、急红了眼。人们的动机很是直接，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执法方发现，在一个又一个越发诡异的案件中，他们往往无法从连环杀手的行为中找到一个明确的动机。

不是没有动机，而是变得更复杂了。

因此要是想从真实案件中提取灵感，玛丽要做的可不是照搬破案过程。

她既得保证现在的读者能够理解角色的动机，又得保持小说的戏剧性和曲折性，把故事讲的引人入胜。

这么筛选下来……

“画叉的是不适合写的故事，”玛丽指着名单对伊丽莎白解释道，“空白的是我在考虑，画圈的是可以写的故事。”

伊丽莎白的目光立刻停留在十几个姓名中唯一一个画圈的名字上。

“爱德蒙·坎伯。（*见注）”

她小心地念出了这个名字：“只有他的故事适合写，对吗？”

玛丽：“…………”

真的好奇怪啊！

不怪玛丽多次感叹，她漂亮端庄灵动大方的好姐姐念出一名恶魔的姓名，玛丽只觉得浑身不舒服。她点了点头，刚想胡乱敷衍过去，就听到宾利小姐的声音自背后传来：“你们在说写什么故事？”

玛丽面无表情地收回纸张：“没什么。”

然而宾利小姐却并没有听懂玛丽想要结束话题的意思——她也可能听懂了，就是单纯不想。宾利小姐自顾自地坐到了玛丽身边，笑道：“我可全听到了，玛丽小姐是打算自己动笔写小说，好要出版成书，是吗？”

“……”

有点羞耻。

玛丽本来就不是张扬的性格，而且她还没动笔呢，就这么嚷嚷出来，实在是太尴尬了好吧！

然而宾利小姐可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她这么一开口，连和宾利先生打桥牌的赫斯特先生都听见了。

“写小说？”

宾利先生兴致勃勃地放下手中的牌，认同道：“玛丽小姐才思敏捷，我觉得她一定能写出好故事来。”

“可不是。”

宾利小姐附和道：“你瞧，在座的各位见多识广，也读过不少书籍。要是想写书，不如把故事梗概给大家讲讲，好让先生们提提意见，说不定还能帮你引荐出版商，你说呢，玛丽小姐？”

玛丽的回应则是立刻挂上了她招牌的假笑。

她哪儿能不懂宾利小姐的意思？现在这位年轻姑娘可是把自己当做头号情敌，误以为她对达西先生芳心暗许，因此恨不得玛丽在达西面前狠狠出丑才好。

讲道理，玛丽对达西一点兴趣都没有，她自然不介意充当伊丽莎白的挡箭牌。然而就算是宾利小姐用的不过是小学生手段，没完没了也好烦啊！

特别是她这番怂恿，言行举止都写满了“瞧不起”三个大字，分明是不相信玛丽一个乡下小姐能想出什么好故事来。

既然这样，就别怪她不客气了。

“好啊，”玛丽笑眯眯道，“那我就讲讲。”

连窗外一个人影都能把宾利小姐吓晕过去，玛丽就不相信她听完真实案件后还能这么放松，是她自己要听的，可不是玛丽故意吓她！

舞会结束后，在回去的路上，玛丽的脑海中始终在反复重复着这句话——一位年轻的福尔摩斯，在伦敦，还是名侦探。

天，玛丽就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情，还能有第二名福尔摩斯侦探？

心心念念的梦想成真了，玛丽感觉自己可能是在做梦。

这种虚幻的幸福感一直持续到回家，班纳特太太开始抱怨今夜的意外时，玛丽都没有感觉到困扰。

一见到班纳特先生，班纳特太太憋了一路的话总算是有处可倒了。她先是埋怨了小偷来的不是时候，又觉得达西先生着实无礼、讨人厌烦。到了最后，甚至开始训斥起玛丽来：“不等主人允许便擅自行动，平日读书多读进肚子去了，连礼仪都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