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耆和刘光第首先离开，他们的任务很简单——抓人，善耆手里早就有一份名单，或许他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所以在众人中他看上去最是镇定，丝毫没有这一番大动作以后的惊奇和不适感。袁世凯线五品以上官员十余人，包括现在还羁留在京的唐绍仪，戴鸿慈相对单纯，他属于被人利用了的一型，而瞿鸿机那一线最乱，不仅仅有官员诸如江绍铨，还有他工党里面相当数量的党务人员，这些人又要区别对待，但凡不在朝廷做官的，今晚一个都不抓。

还有一个暂时不动的，就是溥英那一条线。他不管有没有问题，他已经被完全排除在储嗣人选之外了，毫无政治智慧，如牵线木偶一样也就罢了，偏偏他还野心十足。这样的人要是承继了大统，将来迟早是祸根一个。

除了善耆和刘光第之外，其余人也分别有任务军队系统的三大巨头要在载洸的协调下，分别在军队中清洗一批人，而载洸还要立即在北京戒严，立即对军队指挥系统进行甄别和排查，这当然也需要康有为的配合，教化系统和军队情治系统要连续在军队中剔除不安分的因素，要下狠手的要毫不留情。

而康有为的任务是尽快的将宣传机器调整到接下来的正确的宣传路线上去，包括军队动员和报纸上我默许下一度放开的对君主立宪体制的讨论等等内容，全部要收缩回去，眼下很显然是有人想利用我的这种放权趋势来做文章，情势让我不能不稍稍收缩一下最初我颇为乐观的脚步。

但立宪的脚步还是要进行下去，只是我必须加强我的控制力度，一切要在我的安排下完成这几年的过渡期，这个步骤就安排给梁启超一直在进行并且已经有相当基础的国体变更的研究了。

之前我还是太过乐观了，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而接下来的连夜的审判也证实了我的这个判断，谊亲王溥英在这次政变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在他的计划里，他将利用这次阅兵，与别有用心的内阁诸人发动一场以是否对印度用兵的对我的公开辩论，以争取军队的支持。而之前端方等人试图说服王士珍等老帅的支持，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支持溥英的内阁三个正负总理又另有计划，他们是在得到了溥英假传圣旨声称他就是太子的情况下，希望利用这次公开质疑我的举动，让我再度大幅度的让权出来，最好就能利用这次机会实现制度上的转变，获得一个溥英和他们都能够接受的模式，也就是德国的君主制模式。

我已经不能放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了，这已经偏离我的容忍度太远了，溥英的计划如果实现的话，那么我几乎就要提前退出这个舞台了，可以想象在一次政变后，我身患重病由太子监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溥英和内阁总理集团的分歧产生，在军队忙着进攻印度甚至有可能陷入印度的泥潭的时候，北京发生严重的君相对立，各地就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变数，还没完全消化掉的新势力范围就有可能会面临失去的危险。

而溥英和内阁的斗争之外，还有一个军队的倾向性问题，军队有可能会演变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并掌握绝对操控性的政治势力，甚至有可能会有高级军事长官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到北京“勤王”，那么我所不愿意看到的军阀混战的中国，又将在我的这个时代重演。这是足以颠覆我过去一切努力的变化，也是我乃至今夜参与此次肃清行动的官员们所不能容忍的。

当然这绝不会影响我渐次放权，并平稳的将国家整体过渡到君主立宪制的决心，这是个历史趋势，我不会因为这次出现的变数而改变我的既定想法，只不过要在这个过程中，更加强力的以我现在还捏在手上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去推行他而已。梁启超明天的立宪准备会，我也打算放开听取官员的资格面，并放开让一部分军官参与，而今夜肃清这批人的消息，也不会出现在明天的报纸上去，国家还远远没到歌舞升平的年代，在国际格局还没有定下来的时期，在还需要并行预备立宪的进程的时期，国家的稳定比一切都重要。

溥英就暂且在俄罗斯呆一段时间吧，一大早在安排了总参谋部军情司的新任俄国局局长良弼负责其北上的实际决定权之后，也将在新蒙国软禁溥英的事务顺手交给他去办，而急召溥夏回京的电报也在第一时间发了出去。

7月21日，在北京城南内阁建筑群北侧的国会管，举行了预备立宪说明会，与会的有在北京的五品以上官员，会议在我的主持下，由梁启超介绍了未来国家政体的运作模式，最迟不会超过1921年，国家将正式转入新政体，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皇帝将逐步放弃人事任免权，内阁各部级官员由内阁总理提名担任，而内阁总理人选也将不由皇帝指定，而是由全国届时所有有参政资格的政党各自提出提名，并展开竞选以争取全国国民的支持，票数优胜者当选，获得皇家颁发任命的资格，在皇家签署任命书之后，正式当选内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任期五年，并至多连任一届。

而选举方法则采取近似美国的选举人制度，到1921年时国家可能会有超过四十个的省份，每个省份根据人口和对帝国的重要性的排名，获得不同数量的选举人资格，全国总计八百张选举人票，由各省分配得到九成五也就是七百六十张，其余四十张，由各近支藩属国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近支藩属国目前有琉球，朝鲜，天海，暹罗和廓尔喀。

选举人的产生办法则由各省的各级咨议会选出，咨议会制度试行了有不少年了，各省也已经积累了相应的经验，从乡镇一级直到县州府，再上溯到省级，层层建立起代表民间意愿的咨议会，并在内阁总理选举年选出与总理任期一样的选举人。

而咨议会在平时也需要对各地方的地方行政官员进行选举，但他们没有提名资格，提名资格掌握在内阁总理大臣手中。以避免地方保护太强，削弱中央的弊端。

一直在京的八百名选举人组成国会，日常内政和外交事务由内阁总理大臣和国会决定处理，对外战争或是应对战争的事务，则由国会处理，由总理大臣宣战。

皇家军队总司令由皇帝兼任，副总司令由内阁总理大臣兼任，形成全国武装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军队效忠皇室，但在平时接受内阁总理大臣的指挥。

从权力分配角度看，内阁总理大臣掌握着行政权，也就是内政和外交的权力，但他对于司法层面的权力，却与一个普通公民无异。

而国会则掌握着立法权，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都将由内阁制定，并以钦定名义颁行全国，形成一个规则制定者的集体。代表人物便是国会议长，议长由国会选举而定。

司法权将从现行的行政体系中剥夺出来，由大理寺的各级分支机构掌握，拥有执行法律和行驶审判的权力。而大理寺正卿，则由国会选举出来，并由皇家任命。

总体而言，这连续几天的说明会，向听者们陈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在，也完全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皇帝大幅度将自己手中的权力释放了出来，所不同的是一批分散释放，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分散着向内阁慢慢释放。

这也是我痛定思痛的结果，与其慢慢放出权力滋养出一些人对于更多权力的欲望，还不如一次性将权力释放出来，并形成无可更改的钦定宪律以明白告知权力的内容。这样倒还可以避免像袁戴瞿等人的半谋逆的小团体。

至于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明白无误的宣告了皇室阶层将逐渐退出权力中心，皇室除了拥有数目庞大的经济利益和大片的皇室产业之外，在权利层面将渐渐成为一个普通人，只是在荣誉上享有着全民的普遍拥戴而已。

而将来慢慢就要开展的宣传攻势，也将逐步阐明皇室存在的价值，和皇室对于维持一个稳定的大一统的国家的重要性。

虽然这基本上是颠覆性的消息，但是一些内阁文官们听了似乎都显得不怎么惊奇或是难过，相反他们倒有点高兴的样子，文官阶层毕竟是受过英国人政治文化十来年的熏陶，加上整个国家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政治体制是未来的历史趋向。否则我一旦龙驭宾天，国家将面临无所适从的境地。

而梁启超也在最后一天的说明会上当众宣布他无意担任目前与鹿传霖竞争着的内阁总理大臣职务，虽然在北京和外省他都有着不少的支持者，与鹿传霖主要的各省支持者难分伯仲，但他坚称作为国政研究的执行者和负责人之一，他不能担任这样的职务，包括议长的职务和大理寺正卿的职务，否则他将很难逃过以权谋私的嫌疑。

在场者也在我的带头下以掌声对他表示了敬意，并在我的提议下，一致通过了试行选举梁启超为北京地区选举人，也就是国会议员的提议。梁启超也成为中华帝国国会，第一个议员，并在我的第二个试行提议通过后，成为国会终身议员。

趁着这股热度，我也试行按照既定的皇家任命仪式，缺席任命了鹿传霖为新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当然这只是预备立宪，从今天起到1921年1月1日，我仍然是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这段时期内，我将致力于完善这个未来的国体，和保证这个国体的顺利施行而不落到野心家的手里。这是7月29日《中华时报》头版全文刊载的《钦定中华帝国预备立宪诏》开宗明义就讲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