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七六章地震

教育费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史上明治维新时强制推行义务教育，教育投入一度达到财政预算的15%以上，而严厉的法令导致一些兴办推行教育不力的地方官员以自杀来应对强大的工作压力。而我的国家中，教育这方面的问题却几乎是我一个人在扛。中国大，要投入的东西也多，光是硬件投入，各地黉学校舍的修葺，洋员教师，高等教育的相继投入都是钱，这些钱是鼠目寸光者无法估量的。

历史也证明了一个国家要从历史中，从现实的竞争中以强者的姿态崛起，都需要一定时期的教育大规模投入。后世的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台湾，在初期时教育的支出一度占到gdp的10%（gdp和岁入的差异，就不赘叙了。）而后世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2001到2002年度的义务教育投入占gdp的4%，平均每个学生摊到8685美刀，这个投入额占岁入的比例又是多少？美国的义务教育阶段的规模战全部教育的规模又是多少比例？鼠目寸光者永远不会体会得到教育是多么的费钱。

幸而我并非是这样一种人，在工业富国，军事强兵两个大前提下，教育一样的被列为三大重点财政倾斜的项目方面之一，在工业化和海军正呈现着一种互补的态势的情况下，教育尽管从来都不是一个能赚钱的行当，但无论如何，他要搞下去。

19０7年的世界，终于在０5，０6连续两年的危机后呈现出了一丝和平的曙光，各个国家都在忙于壮大自身的实力，国与国的战争几乎是没有的。在亚洲建立了自己统治者地位，在欧洲人心目中建立了一个中国是亚洲主宰国的心理惯性后，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华帝国在这几年进入了自己的高速发展期，没有外忧，内患也在一个声望超越任何古代帝王的君主的威权下没有滋养的土壤。历史证明，任何一个中国的政权，只要能解决好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会进入一个黄金的发展期，唐朝的几十年黄金期，宋朝前期发达的国内经济，明代前期的强大，都证明了这一点。

而清政部也为这个古老国家古老的官员体系的改革提供了他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帮助，在他建立的十几年里，除了由于政治原因被我驳回的涉及到朝中内阁元老李鸿章等人的指控之外，其余的密报大多被照准拿办，以钦命律令形式形成法定效用的《清政诏谕》，为他在官员系统上和财政上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特立独行提供了保证，后世古今各国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廉政系统必须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才能够发挥出本来需要他发挥的效力。而中国也并非一个人人皆是利欲熏心之辈的国家，许多读书人都能够长期保持一个令人钦敬的操守，特别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这不能不说是儒家文化对自我修养的高度重视和提倡的作用。

是以以年轻的学子和从各大学毕业，有志于从事廉政工作的年轻人为主体的清政衙门呈现了以前御史台并没有实现的目标——对主政官员的强力监督。

由于清政衙门的官员不被允许参加任何党派，他们也得以避免陷入到党内回护等弊端之中。在十几年内，被清政衙门扳倒的官员大大小小达到了千余人，其中品级最高的达到了二品藩台，中华元年云南藩台满族人鄂愣泰的倒台，也让江苏抚学之争后官场上形成的一些定势的判断被推到重建，起码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在为非作歹的时候，常常也能想到于自己平级的地方清政部门是否在盯着自己。

的确，清政系统是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我当然知道，要根本解决腐败贪渎问题是绝无可能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道德操守尽管在这个时代还能起到比后世更强大的作用，但是一地官员原来土皇帝一般的地位，官制改革后一群土皇帝的地位，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肃清贪渎，徇私枉法等吏治问题的。

这当然与制度有关，不过更重要的也是和平均人口素质有关，而在目前，这两个问题又都恰恰是无可能一下子解决的问题，看来要完全肃清这些问题，还是要等到下一代再说了。至于下一代到底是制度变了呢，还是人口素质上来了，还是兼而有之，这都是我无可能预见，也不想刻意去安排的东西。

皇子们的教育问题也够我头疼一气，皇长子渐渐越发的懦弱，隐隐还有些阴戾，今年也18岁了，自从下旨皇家子弟都必须从军之后，他被安排去了海军盘古号战列舰当一名参谋副官，以他的身份虽说有可能对作战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之所以给他安排到如此重要的作战舰只上，一是他的身份实在经不起安排到次等舰只上，皇家丢不起这脸面。二来也是考虑到海军近期内应该没有重要战事，恰好给他历练历练也是好的。当然，海军近年来是最强势的单位之一，这种整体的强势，对于他气质的改造有所助益。

临行前的谈话中，我也直接提到了这一点，考虑到他母族尽夷，他小小年纪也是难怪，所以我的语气不可谓不和气，我也看得出来他对我仍是战战兢兢不敢有所忘形，只能心中暗叹，也不知道我这一番苦心他到底体会了没有。

皇次子则去了日本，驻扎在赤城山地区的两个镇由他担任一个监军之类的角色，算起来也并非什么苦差，但这孩子虽说小小年纪，但一身的顽劣却在谈话中尽展无疑，死皮赖脸的向我请缨去菲律宾建立军功后到帝国陆军大学进修，说是以后想做一个职业军官等等，我心中暗自生厌，脸上也是疲态尽显，这孩子这点心思，还自以为我看不出来呢。

挥了挥手让他照原议办，并许诺他两年后可以回国并完婚，总算是打发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心中突然就有种这些孩子们并非是我的亲身骨血那样的一种荒谬感。当然不是怀疑后妃们的贞洁，而是也许是因为我是来自后世的关系吧，总觉得我于这个时代，是尽一份超然于外的力量的，至于子嗣，却当真少了一份亲情。

次日也就是19０7年4月，接获台湾大地震的消息，地震不仅摧毁了民居和田产，甚至扩建中的高雄港也几乎尽废，前期投入的工程款项两千四百万元银币几乎打了水漂。这要放到188x年代，几乎是可以兴建三到四十个江宁机器局这种中等规模军工厂的款项，却在这一场地震中化为乌有，地方官员们奏报说初步预计，损失将达到4亿银元之巨，这几乎就是一个半月的岁入。正是为钱发愁的当口，我当即便一病在床。

我生病的消息当然不会外泄，一面着令内阁会同指挥当地驻军和官府全力救灾，民政部着力赈济以免生出变端来，另一方面也要隔三差五的公开露面，以避免朝中官员们生出想法来。

这一年的政府开支几乎就是处处生火了，虽说我又从内帑所剩的十四亿银元中拨出两亿元给民政部用于赈济，但是灾后重建和民生安置的开销也要够内阁和户部的官员们喝一壶的，听说他们已经在动民间豪富们的心思，我倒也不阻止，就由他们先弄弄看。没问题当然皆大欢喜，如果当真有大问题，我不出面也有利于后面的处理工作。

而令我意外的是，这一边焦头烂额，一边郁病缠身的当口，却又挖出一个不知死的朝臣来，工业部建设司侍郎衔主事赵翰升居然在地震的折子抵京当天，上表请修我的陵墓，此人先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选址和施工方案，人力，周期，当然，预算也算得挺好，三亿七千万元银币。此折是我在病重期间惟一一次朝会后检视钦命书办司也就是我的秘书处的时候，恰好在外面就看见几个人在一边谑笑着一边传看，拿来一看，逮个正着。

检看完毕后，已是肝火大旺，一把将折子掷在地下，身子已经气得发抖起来。虽说凭心而论，此人许是一片好心，许是想捞个工程监督捞点钱银，只是撞的时间不够好，恰好正是国家缺钱，我又是病的不轻正犯忌讳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说，此人身居高位，三品侍郎顶戴，却没有一点点政治敏感性，也没有一点点的政治眼光，留在位子上也不过是个尸位素餐之徒。恰好借着这个机会办了他。

自从载沣党羽被肃清之后，朝廷里已经几乎没有人能令我如此生气了，当下便传了口谕，赵翰升着即革去顶戴花翎，褫职以大不敬交部议处。书办司总办，随驾侍从杨锐，管治无方，着即革职返寓待旨。传看的几个年轻人，以玩忽职守，擅议大臣，妄泄朝廷机密交部议处。

杨锐的秘书处管理的的确没有梁启超在时管理的好这是不争的事实，此人还是书生气重了点，历练又少，当初拔他进入内廷，本身我也是少了观察，决策有些冲动。所以借这个由头把他拿下来，过些时日，让他去建设司去历练吧。而那几个年轻人，也是天子眼皮底下呆久了，浑然忘了规矩了，如此狂悖之徒，留在内廷迟早要弄出大事情来。但处罚也不宜过重，相信他们经此一难，外放到地方去恐怕能兢兢业业一点。

面对当晚入宫请旨的刑部尚书刘光第，我说出了我心里的安排。说是交部议处，但是刑部还是不能不请问一声皇帝的旨意的，刘光第也是被这突然冒出来的大逆案给吓到了，跪在地下不敢起来，我本来是想让他起身说话的，想了想还是让他继续跪着。冷着声音说了一通，心中想起一事，于是斟酌着词句道：“这赵某人，大逆，凌迟还是弃市你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