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作家在直接定义《西厢记》是反封建的进步作品的同时，还具体解读了一波，基本上就是典型的“我比作者还要懂文章”的风格。

他表示，首先，《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

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违忤。

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

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的相契合的感情。

其次，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赶考；为了爱情，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至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

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

《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局，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德孚思想的进步性。

不得不承认，梅生伟的这位好友，在吹捧起王德孚以及《西厢记》来，那真的是不遗余力的，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与梅生伟关系很好，另外一方面当然是他觉得这部古典戏剧的确不错，再加上现在《西厢记》还是当下的热点，遭到各种媒体的追捧，他也想趁机涨一波名气。

他的这种解读也算是比较广泛的解读了，获得了不少评论家的附和，有些评论家还在这基础上进行各种补充。

有人叫表示，《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王德孚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西厢记》有不少地方都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

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

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王德孚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