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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年间有关训练保甲方乡兵的情况大致如下：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开始设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用王中正，狄谘提举府办教保甲大保长；

总合二十二县建设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共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学习一种武艺，设教头一名。

总共禁军教头二百七十名，都教头三十名。使臣十名。弓按八斗，九斗，一石分为三等，弩按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分成三等；

骑马射击按九斗，八斗分为二等，那些勇力超群的人作为超等。

熙宁三年，大保长武艺学成，便建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练保丁，凡是一都保相近的分成五个团，靠近该团都副保正所住的空地集合训练他们。

用大保长中武艺学成的十人连续教练，五天轮一遍。将他们的壮丁分成五部分，用其中之一作为骑兵，二部分是弓，三部分是弩。

府界法修成，便推广到三路，各设文武官员一名提举；

河北就是狄谘，刘之至；

陕西就是张山甫；

河东就是黄廉，王崇拯。

用储备库藏豢养义勇保甲的钱粮供给他们的费用，这年，引导府界武艺演成的保甲，由神宗皇帝亲自检阅，录用能干的人，其余的赏赐钱帛。

熙宁四年，将五路义勇改成保甲，那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联合考核保甲，都保共三千二六十六人；正长，壮丁共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

每年比过去费用节省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每年耗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集中训练的赏赐钱一百多万不算在内。

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义勇，保甲以及民兵共有七百一十八万二千零二十八人。

王安石施行保甲法，成效显著，开始时将保甲用做巡警，而盗贼都没有了。之前在京城周围的群盗，抢劫杀掠，每年动不动就有两三百起，到这时就一个也没有了；

仅长野一县，捕获到京城附近被保甲赶出来的大贼，就有三十人。

接着是用他们做民兵，才开始训练时。人们的议论沸腾，当教授的技艺学成后，竟能超过正规军队，奖赏所需要的钱，都是从往年的财政结余以及禁军缺额所节省出的钱中支出的。没有费户部一点钱；

司农卿亲自参与这事，督察检查极为精细，县令有人强迫保甲买服装的，都予以处分，因此保甲法施行情况还算是可以的，奖励既然丰厚，而且经过武试以后，武艺高强者可以升官，或免除部分税役。

另外保甲们去参加训练，也没有白去，每月供应钱三千，平均每天得钱百文，东京城里打散工的苦力，每日的报酬最多也只是百文钱。

而且每日提供保甲粮食，官府给予兵器，战袍，又准备好银碟，浊酒作为犒赏。仕宦和有人力的家庭，子弟们都高高兴兴的前去了。

训练时间是按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定，通常是每年的冬季到来年春耕前的农闲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可以说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朝廷有了可战之兵，百姓农闲时也有了额外的收入。

王安石的保甲法实行了十多年，元祐年间虽然被司马光废除了，但基本的根基仍在，所以到绍圣元年重新施行起来，就简单了许多。

当然，保甲法本身也有很大的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生活，而且它实行的是严密的户籍管理，和连坐责任制，这会让整个农村社会变得比较封闭，百姓生活在一种严密的体制里面，人们的精神无形中处在一种压力之中。

因此杨逸并不支持全面推广保甲法，目前在河北、河东、陕西这些边境地区，施行勉强算是利大于弊，但作为一个过度阶段，保甲法是有必要在上述地区施行的，这些意见他都一一和章惇、蔡京阐明。

他最终的目标，是施行义务兵制度，在义务兵制度之上适当加入募兵制度。

内地的驻防部队，一率由义务兵来担当，从十八到二十二周岁的青壮中征招，服役期四年，服役期间免除家庭部分税赋，开设文化课，教士兵识文算数、传授相应的技术、技能。退役时朝廷给予相应的补尝。

服役满四年的义务兵，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一部分募为雇佣兵，雇佣兵最高受雇年限为三十七岁，除非能晋升为军官将校，否则年满三十七岁必须辞退。

京城的防御和对外作战，主要就由这部分募兵承担。兵力保持在三十万左右，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保证宋军的整体战力。

若能把这套方案实施下去，朝廷每年的军费开支，就能压缩在两千万贯左右，节省下来的几千万贯可投到国计民生上去。

要想顺利实施义务兵制，这很难，但当初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同样非常难，反对的声浪从未断过，但王安石却做成了。

还是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