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到两晋，中国内地的僧人几乎全是西域胡人，他们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时，汉人出家受到一定限制。史书上曾记录：“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人皆不得出家。”

当然，这种限制并不十分严格。也是在东汉时代，出现了第一位汉人出家者严佛调，他曾与安玄合作翻译过一部佛经《法镜经》。

三国时代，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汉时，佛教还没有传到东吴。三国时，外籍僧人开始进入这一地区。先是月氏人支谦来到东吴，受到吴主孙权的重视，翻译佛经多部。之后，康居人康僧会来到吴都建业(今南京)，在孙权的支持下首建佛寺，称为“初建寺”。

三国时，佛教在魏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汉人出家的越来越多。不过这些僧人还没有严格按照佛教仪式规定出家受戒，只是剃除了须发，穿上了僧服而已。到曹魏末年的嘉平年间，天竺僧人昙柯迦罗来到洛阳。他接受僧众的请求，翻译了一部称作《僧祗戒心》的律典，并“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高僧传》)这就是说，自魏嘉平年间，因昙柯迦罗译出《僧祗戒心》，中国汉地才有了出家受戒的制度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僧人。

两晋时期，当时，佛教传播中心有三处：一在凉州，一在长安，一在庐山。凉州地区是胡僧来到中原前的中转站，那里政治相对安定，许多西域僧人到内地前，往往先在凉州学习汉语，一些重要的佛经翻译也出自凉州。凉州往南，便是关中，于是长安成为佛教传播的一个重镇，鸠摩罗什是那里的核心人物。当时南方的佛教中心是庐山，那里是慧远僧团活动的地方，不过承担南方佛教事业的慧远已经是汉族人了。

到北魏兴起，平城与洛阳先后成为佛教重地，这明显地反映在石窟艺术上。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开窟造像的中心移到了龙门。其中孝文帝迁都后及宣武帝时期是第一次**。现存石窟2000多个，造像10万多尊，其中三分之一在北魏时完成。在南方，佛教在建康(今南京)也盛极一时。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由西向东，再自北而南，西域僧人在其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南朝四百八十寺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曾一度成为“国教”，对当时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佛教在中国的风靡是由若干条件决定的。首先是佛经的翻译。

佛教起源于印度，各种佛经都以梵文书写，只有将梵文的佛经译成中文，才能使佛教教义为人所知。最早的佛经汉译本是《四十二章经》，相传为东汉时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共译。到两晋南北朝时，译经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参与译经的人数之众，译出佛经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译经涉及的佛教流派之广，均属空前。当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例如道安、真谛等。特别是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在长安主持翻译的众多佛教典籍，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形成，都有极大影响。整个南北朝时期的译经已经500多部。而在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和尚更西行取经。他从长安启程，经西域诸国，来到印度、斯里兰卡(当时称狮子国)求学。公元412年乘船回国，前后共13年多。回国后，他来到建康，与其他名僧合作译出取回的佛经，又写成了《佛国记》。

佛经的翻译，其实就是对佛教思想的理解、介绍与阐发。不少僧人通过玄学清谈和世家大族来传播佛教。在援引中国的传统概念来翻译、解释外来的佛教概念的同时，中国僧人也对佛学进行阐释，对教义进行改造，这其实是佛学中国化的开始。一些高僧如支遁、于法开等不仅精通梵文，也精通义理。僧肇、慧远、竺道生等更是提出了各自的佛学思想。他们的努力，为隋唐时代中国佛教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由于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佛教教义的深入人心，佛教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佛教信仰在民间广泛流传。前生今生、生死轮回、投胎转世、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观念，观音菩萨、如来佛、弥勒佛、阿弥陀佛的信仰，此时广为流传。一个中国化的教派——净土宗正在孕育。建寺立塔、开窟造像，这些求福积德的宗教实践，风行于五六世纪的中国。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民间社会是佛教的天下。

封建帝王的支持和扶植是佛教大发展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如北魏一朝13代帝王，几乎人人大力扶植佛教。北魏初年，天下寺院有6000多座，僧尼7万余人，而到了北魏末年，其僧人人数猛增至“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在东晋南朝，如同北方一样，

佛教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也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东晋时代，首都建康的道场寺和庐山的东林寺成为佛教的两大中心；皇室及名门士族与僧人的广泛交往成为一时的风尚；名僧辈出，佛教义学盛极一时；皇帝亲自颁旨造寺度僧，这些都推动了僧人人数的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