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你得走了!”张孟华看了看窗户，打破了沉静。但是李冬生好像没有听到。

又是一阵沉默。

“老张，我得走了!”李冬生说着却并没有站起来，只是留恋地看着张孟华。当张孟华听着这句话抬起头的时候，他又迅速地垂下眼光。

张孟华要站起身来，李冬生站起来，又扶他躺下。

李冬生站在床前。茅屋里，静悄悄的。

桌上的油灯开满了灯花，屋子显得更暗淡，灯光一闪一闪，每一秒钟都显得异常的安静、闷人。

张孟华脸涨得通红，他抑制着伤口刺激得难忍的疼痛。事情如此明确，他反而显得平静了，可是，只要你看到他那只伸到床角的手时，就会感到它在微微地、不停地颤抖。

张孟华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双草鞋，递给李冬生，平静地说：

“你走吧，赶部队还够你跑一阵子的。”

李冬生两眼不离张孟华，默默地接过草鞋来，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老李。问同志们好!见到了贺军长和任政委他们，就说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老大爷照顾得很周到，像我父亲一样，群众也很可靠。等我伤口一好，我会想法赶部队的，一定会赶上部队的。”张孟华将床沿上的竹条子拧得咯滋、咯滋作响。

李冬生只是抓住自己身上背着的二十响盒子枪的枪背带，依然沉默着。

“走吧，快天亮了!”张孟华扶着床沿，走过来，手搭在李冬生的肩头上，极其温和地说。

李冬生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随着指导员的手转过身去，一声不响地走向门口。

张孟华倚着木桌子，看着李冬生的背影。他们都是异常的沉静。

李冬生走到门口，又转回身来，从身上搞下那支二十响的匣枪，放到桌子上，默默地看了看张孟华那双要拒绝的眼色，才说：

“收下吧，你会用得着它的。”

张孟华要说什么，李冬生又说：

“上级同意我的。再说，我刚才又搞到一支。”他看着张孟华，然后，他扶着张孟华到竹床前边，把他扶持躺下，给他盖上被子，掖好了被角，将那支匣枪压在枕头底下，这才伸直了腰，站在床边，默默地看着指导员发怔。

“走吧，老李……”张孟华闭上了眼睛。眼珠在眼皮里不停地跳动着。他双手抓着被子，紧闭着嘴，牙咬住嘴唇。从外表看来，张孟华好像是疲倦了，要入睡了。

李冬生转过身去，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趁着昏暗的灯光，看了看张孟华。张孟华正睁大了眼睛盯着李冬生。

“指导员……”李冬生扑到张孟华身边，连人带床都被他抱紧了，竹床响了几下。他的眼里流出了豆大的泪珠。

“好疼，老李。”张孟华鼻子一酸，却忍住了泪，强笑着说：“走吧，走吧。看你，倒像我要完蛋了似的，只要我好了一点，就能找到你们。”

李冬生站起身来，又看了看张孟华，猛地转过身去，推开门，连站在门外为他们放哨的杨大伯也没看见，便跨开大步，朝小路上走去。

杨大伯一直守在门旁，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满了热泪。他一直看着李冬生消失在晨光熹微中，才闭紧门，走向竹床。

张孟华仰面躺在床上，一直是睁着两眼，盯着茅屋的草顶子，他想着红军部队，想着李冬生，想着何强、孙英、王大田，也想着红军征途中的困难。一会儿，他闭上眼，翻来覆去地转身，怎么也睡不着。又过了一会儿，他偷眼看了看杨大伯躺在床上，大约是睡着了，便轻轻地爬起来，点上灯，从小包袱里拿出一本“小学生地图”，坐到桌前，埋下头来，仔细地看着，思索着。

“青年人啊，别折磨自己的身子，”杨大伯也坐起来，给张孟华披上衣服，俯下身来，看着摆在张孟华面前的地图问：“这是什么画书?”

“地图!”张孟华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困难啊，这条路。”

“你说什么?”杨大伯走到张孟华身旁的凳子上坐下来。

“人家抗日是冲破层层困难，天天都在战斗，而我呢?我养好了病，有充足的路费，还有地下党的保护，像个老爷似的，坐洋船，乘火车，大摇大摆地到北方，哼!这够多享福啊!这怎样对得起同志们?这不叫抗日，这叫旅行!”张孟华想了半天，才慢慢地回答杨大伯：

“我说北上抗日救中国!”

这句口号式的话，是当时红军中最流行的，这句话包含着许多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复杂的思想和感情。在长征中，这句话像一盏明灯，即使在最曲折黑暗的道路上，红军战士一想到“北上抗日救中国”，好像一切困难和黑暗都向红军低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