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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那年春天的会议之所以对中国来说很重要，除了确定中国外交“联英抗俄”和争取中国海权的的总战略，还由于在国内大政方针上，国会议员们就“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之争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

当时国会议员的八百罗汉中，有一半是儒家的士坤，有一半已经是商人，商人中也有一部分人是儒商。主张“农业立国”代表是北京大学的大儒辜鸿铭教授，他是近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一生推崇中国文明，到什么地步呢，举个例子，辜鸿铭喜欢他老婆淑姑的小脚，每当无聊时，就让她脱掉鞋子，然后低下头，如闻花香，而写作需要灵感时，他就会将淑姑叫进书房，让她把小脚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时捏时掐，自得其乐，一时文思泉涌，妙笔生辉。康有为为此送过辜鸿铭一张“知足常乐”的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可以配几个茶杯，所以男人纳妾天经地义；每个茶杯却只能配一把茶壶，所以女人应该从一而终！他甚至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辜鸿铭极力主张保持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农业乃中国立国之本。”

而主张“工商立国”的，乃是以农工总长张謇，以及席家为首的“洞庭山帮”，此时的洞庭山帮，已经在发展成为江浙财团。在席慕嫣的带领下。席家整合了江浙商帮并且一步步带到全国之顶端，其中以浙江湖州南浔镇的富商最为有名，这个镇在太湖南岸，是接轨上海的东大门，水陆交通便捷。南浔镇的发达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通商口岸打开后，这些人经办丝绸业而致富，因为南浔盛产丝绸，号称湖丝，质量领先，所以出口也很有竞争力。出了很多富豪。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之称。一般认为“象”指拥有财产百万两以上的富豪，五十万至百万两者称为“牛”，三十万至五十万两者称为“狗”。照此估算，他们的财产总额当在六千万至八千万两。宋骁飞上台后，盛宣怀的内阁政府大力鼓励发展工商业，这一时期。南浔“四象八牛”经营领域大为拓展，除土丝业外，他们向缫丝等近代工业、金融业以及盐业、航运业、房地产等领域广泛投资。如顾家的顾敬斋在继续经营顾丰盛丝行同时，1896年盘进了上海乾康丝厂，在20世纪初成为上海最大的丝厂。1902年顾敬斋又参与创办了上海最早的面粉厂之一华兴面粉公司。

辜鸿铭和张謇等人在国会吵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之争又很重要，全国的报纸都加入了讨论，最后容闳不得不请宋骁飞出面，宋骁飞也觉得是时候给儒生们上上政-治课了。

宋骁飞进到了国会议事厅，咳嗽一声，堂中顿时静寂下来，七百多名到会的议员都等着宋骁飞的发言。

宋骁飞深思熟虑之后，说：“太史公曾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们这些士绅议员，都喜欢做君子，羞于言利，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果放在太平盛世，也就罢了，不言利、不争利也无妨，顶多国家穷一点。可眼下什么世道？泰西列强横行，贫弱之国沦为富强之国的殖民地，弱肉强食。在这等世道中，咱们能不言利？咱们能不争利吗？而这工商之利大于农耕之利是有目共睹的。早在三十年前，李鸿章总统就已意识到，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乃国人救亡的必然路径，他曾说过，‘国人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窥东西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 容闳议长在美利坚多年，他应该知道，18世纪90年代，美国第一届政府财政总长汉密尔顿与国务卿杰斐逊就‘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就争论过，结果诸位看看今日奉行工商立国之美利坚，哪个国家还敢欺负？恐怕将来，连英吉利都会不如美利坚。 ”

辜鸿铭并不是省油的灯，他说：“提倡工商立国，怕就怕官府和奸商沆瀣一气，欺压百姓，历朝历代，莫不如此。而官商勾结必然会祸国殃民！眼下的中国，凡是能把事业做大的商人，谁和官府没有勾结？谁没有花钱买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