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秘密文件上只有朱帝象和陈美其的大印，是他俩和内田良平秘密签订的，复民同盟会很多内部骨干对此事都一无所知。从《纽约时报》上看到这份“密约”。复明同盟会的二号人物黄克强怒气冲冲跑去找朱帝象，把报纸扔在他的脸上：“以前你让我们按手印效忠你个人我也就忍了，现在竟然革命尚未成功，你就忙着和日本人干如此苟且的勾当。你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不然，我今天马上就脱离复民同盟会。”

朱帝象一脸委屈。道：“黄克强同志，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你想想，我们什么都没有。不拿这些跟日本人合作，他们会资助我们吗？我们现在不强大，等我们夺了政权，上了台，这些条约自然就只是废纸一张。”

黄克强哈哈大笑：“原来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能上台。”

朱帝象道：“你还是不懂政治，所谓政治。就是我们上台，让别人下台。”

黄克强握紧拳头，一脸鄙夷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从即日起。我宣布脱离复民同盟会，谁愿意跟着你干，谁就干吧。”

说完，黄克强便转身离开了，只剩下朱帝象孤独落寞的眼神。

就在朱帝象最困难的时候，复民同盟会另一位元老陶章成，还落井下石，站出来揭发朱帝象收了日本人的一大笔钱，却没有交给复民同盟会，宣布另成立光复会，拉走了复民同盟会的一半会员，黄克强、宋仁教等人也另外成立民主同盟会。复民同盟会分裂，一分为三，朱帝象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就只有陈美其等几个死党跟在身边。他忽悠一些唐人街的华侨给他捐款，但美国华侨大多也看了报纸，所以他筹款不多，最落魄的时候，不得不去美国的餐厅刷盘子。

宋骁飞在国内，也开始启动了民主改革，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中国民主改革委员会，参议长容闳、副总统张之洞、内阁总理盛宣怀、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严复等人都是委员。

宋骁飞决定先从推动法治中国开始，他在主持开会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复兴党刚成立时，就制定了目标，要把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文明、民主的国家。现在很多人误以为民主就是美国的两党轮流执政，这是大错特错，民主一词源于希腊的‘demos’，意为人民。有人说我们复兴党是一党独裁，就是不民主，这些人，是识洋不化，一党独裁，换句话说，就是‘一党长期执政’，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政治稳定，很快就能做决策，缺点就是容易照成**横行。不过只要我们从严治党，从制度上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个问题会解决的。民主最核心的，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其实中国的民主程度并不低，县级以下都没有政府。民主社会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绝对不是那些鼓吹暴力的革命分子能理解的。而且，不是说，有了民主，国家就能一下文明富强了，人民就吃饱穿暖了，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法国1793年发生的大革命。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梁启超说，“我赞同大总统的意见。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增加行政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

容闳说：“是的，民主还可能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某些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宋骁飞点点头，说：“但其实老百姓关心的，不是民主问题，而是吃饱饭穿暖衣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这几年突飞猛进，我刚签发了大总统令，免除一半的农村税负。现在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推进依法治国，搞好经济和民生，其实中国具有很好的法治传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根深蒂固。推行法治，根除**，才是当前我们要做的。我们现在有了宪法，但还要推行宪政！依法治国。”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宋骁飞推荐在座的都读一读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宋骁飞表示，“这是世界公认的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一场以‘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思想为原则的大革命，最后异化成断头台上血腥弥漫的人间梦靥，这值得在座的各位深思。中国搞民主改革，要彻底抛弃卢梭的‘文学化的政治思维’。”

容闳说：“大总统何来此言？”

宋骁飞回答说， 法国1793年大革命的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革命者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用“自由”、“平等”、“博爱”等普遍性的理论，去取代统治当时社会复杂的传统习惯，这对“立德立言”的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这种“文学化的政治思维”，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非卢梭莫属。他也是雅各宾派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精神导师”。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论科学与艺术》等著作中，将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追溯到财产私有制的产生和由此引起的妒忌，他认为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显然只带来道德的堕落，艺术和科学都源自懒惰和安逸。他把促进历史发展的社会分工，看成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不平等。卢梭的抽象思维，忽略了显而易见的现实：除了在空想社会，“平等”都不可能等于“无差别”。他看不到平等在现实中，只能是法律上的“权利”，而不可能是“财产”；他看不到他提倡的“自由”和“平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但凡自由分工的社会，就会有理发师、掏粪工、餐厅服务员、老板、工人，最后人人平等只能是法律意义上的。

容闳的脸有点挂不住了，他自己也常常像卢梭那样，把自由平等挂在嘴边，说：“大总统说得有道理。”

宋骁飞说，我不是说不要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也是好东西，但我们要搞清楚它们的内涵。卢梭的思想，在脱离了旧制度的宗教、法律、习俗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了“看来是”和“实际是”两个样子。这种空中楼阁一样的思想，成为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后，革命者的激情代替了理性，**代替了自由，毁灭代替了博爱，大革命从“自然法则”彻底堕落成原始野蛮的暴力运动，最终，断头台上人头滚滚，共和国的土地上血流成河，也就无可避免了。当时法国的高级官员，盲目地接受这些“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的自由平等社会，大革命才酿成了大悲剧。所以，我们这些当政者，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盲目接受一些时髦的政治言辞。即便是“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我们也要坚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去“借鉴人类一切文明发展的成果”，一步一步走向民主文明富裕的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