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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9章 大儒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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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书院是间有点年头的书院,不是官学,而是私学,因此常常有名儒前来讲学,不过应考的水平却不高。

武好古和武好文都穿着官服,书院的守门人不敢阻拦,还殷勤上前帮武好文把马的缰绳系在了拴马柱上。

“侯夫子在吗?”武好文问了一句。

“在啊,正在正心堂讲《吕氏乡约》和《界河商约》。”

“《界河商约》?”武好古一笑,“倒是新鲜,得去听听。”

武好文却拉住了兄长的衣襟,“大哥儿,有甚好听的?一个村夫子罢了……”

“呵呵,”武好古只是笑道,“看来没说好话啊!”

说着话,他还是提着一盒糕点和两瓶“酒中仙”,大步流星向正心堂走去,很快就到了书院中一间非常普通的课堂之外。

堂内正在授课,授课的是个彪形大汉,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色儒衫,带着东坡巾,操着一口秦腔(他是山西人,不过却在关中定居了几代),应该就是侯仲良。听讲的学生很少,只有四五个人,看上去都有点年纪,不像是城南书院的学生。

这也正常,程颐、侯仲良都是大儒,不是教人考科举的……而在开封府这个商业化的城市中,人心是很浮躁的,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几回不中就去做买卖或是做小吏了,会来听大儒讲课的老措大是很少的。

另外,开封府的儒大多从工商之家(有些是贵族和官宦之后,但是实际上也在做买卖),《共和商约》他们还有点兴趣,《吕氏乡约》他们根本不要听的。

不过基本没有学生听,侯仲良依旧非常认真的在分析《吕氏乡约》和《共和商约》的迥异之处。

出乎武好古的预料,宋朝的儒对于“约”这种民间自治办法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武好古的《共和商约》一问世,也就常常被人拿出来评论了。

而和《共和商约》一样有名的,还有一个《吕氏乡约》,就是鼎鼎大名的蓝田四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在神宗年间所制订和实施的成文乡约。

这个乡约从神宗熙宁九年开始实行,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依旧在实行之中!

也就是说,早在界河商市自治前二十多年,自治这回事儿在宋朝已经有了。不过一个是乡村自治,一个是城市自治,后者的影响力自然更大。而且《共和商约》相比《吕氏乡约》更加严谨,还“创造性”的实施了代议制民主——《吕氏乡约》是不能用来治天下的,而《共和商约》完全可以用来治理一个小国。

可是在侯仲良眼中,武好古的《共和商约》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恶约,根本不能和《吕氏乡约》并论。

“……乡约者,乃是乡人之约,为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而所订之约。乃是与人之约,约正一人或二人,皆是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约中大事,则以聚会商议,约中赏罚,亦在乡民聚会中书其善恶。因而乡约者乃是大善之约,若颁行天下,必可复三代之治。

而商约者,乃是钱钞之约,为得是将本就利,分利公允。所谓元老,并非由商民公推,亦非刚正之人,乃是商会股东所选之人,一切皆为股东之利所谋,心中并无半点百姓疾苦。由此等元老所推选之商市诸长,必然是唯利是图之辈,为利谋,不为民谋。若《共和商约》行之天下,必使天下有倾覆之危!”

“师圣先生,既然《吕氏乡约》如此大善,何不在天下实行呢?”

就在侯仲良滔滔不绝说得正得劲的时候,忽然就听见有人插嘴提问了。侯仲郎抬头看去,只见说话的是个穿着绿袍的武官,约莫二十二三岁,颇为英挺,就站在自己新收的学生武好文身边。

“《吕氏乡约》不能在天下实行,就如同昔日圣人之道无法在天下实行一般。”侯仲良道,“这是天下人的损失!而《共和商约》如果天下实行,将是天下人的灾难!订此约者,必是乱天下之罪魁!”

被人当着面骂罪魁的武好古却一点不动怒,只是淡淡的问:“先生以为《共和商约》有朝一日能行天下?”

“商鞅之法都能行天下,《共和商约》如何没有行天下的可能?”侯仲郎厉声说道,“行善政使上位者暂失小利,行恶政却能使上位者暂得大利。《共和商约》是恶政,所以能给上位者带去厚利。利之所至,金石为开!武东门,在下所言可对吗?”

认出自己了,武好古笑了笑,一拱手道:“下官武好古,携舍弟来访先生和伊川先生。”

“你要见家师?”侯仲良看着武好古,感到了从容和自信的气息。

这个吏商近幸,很不简单啊!

侯仲良又扫了眼正心堂中听讲的五儒生,全都是侯选做官的新科进士(文进士有561个,可不是人人都和武好文一样可能那么快拿到实职的),今天看来得在他们面前和武好古好好辩上一局,以便重振关洛之学的威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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