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柳特摩恩议长，议员们。”威廉朗声说道：“今天我之所以站在这里，是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无比热爱这个国家，并具备极强责任感的人。对于因为关税降低而给庄园主带来的损失，我将会以减免税收和增加补贴的方式慢慢加以解决，但现在请给我时间。
“今天，我想着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东部的未来在哪里？如果这个问题理清了，那么剩下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我注意到，东部地区的德国雇农正在不断的迁出庄园区？当然，这并不是物质上的原因。如我们所见的那样，迁出庄园的雇农，日子其实过得并不坏，仅就物质方面而言，他们的幸福程度是要高于大城市的普通工人。宽敞舒适的住房、宽松的工作时间，这些都是大城市的工厂工人们根本无法拥有的。
这些雇农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向往城市繁华而离开庄园，年青一代也许会毫无计划的进城闯一闯，但世代举家服务于庄园的雇农不会这样鲁莽行事。此外，为何只有大庄园的雇农才会相望城市繁华而离乡别井？为何庄园的雇农人口显著下降，而乡村区的自耕农却在东部日益繁衍？真正的原因是：庄园只有主奴关系，对于雇农本人，他的家庭，以及他的世世代代来说，就只有听着庄园的钟声，永无休止的在别人的土地上做奴隶。
在雇农的内心深处，对于遥远的地平线，总有一种模糊的向往；在这向往的背后，就是对于自由的原始冲动。
看不出这一点的人，当然无法感受到自由的魔力。事实上，今天，自由的精神已经甚少进入沉寂的书斋，叩问我们的心灵了。天真而年轻的自由理想，已经衰弱；不少现代人变得未来先衰，甚至过分聪明，还以为人类心里这对自由的最基本的冲动，已经随着‘政治’‘经济政策’之类的毫无生气的概念，给带进了坟墓。
由此，我要说的是，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
这种情况会因为现代经济发展已经超出国界而成为一种全球经济体就有所改变吗？‘民族主义’的评价标准会与经济政策的“民族利己主义”一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吗？照此说来，既然家庭现在已失去了作为一个生产共同体的原始功能而被纳入了民族经济共同体之中，人是否就不应该再为自己及妻小的经济利益而斗争。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只不过斗争现在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而且这些新形式究竟是使斗争更为缓和还是使斗争更为激烈更为尖锐，现在尚言之过早。
同样，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
议员们，我们能传给子孙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族类素质的永恒斗争。同样，我们决不能沉溺于乐观主义的期望之中，以为只要我们能使经济达到最高发展程度就算完成了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天真地以为在‘和平的’自由经济竞争中物竞天择的过程必然会使经济最发达的族类自动取得胜利。
我们的子孙后代冀望我们在历史面前能够担起的责任，并不在于我们留给他们什么样的经济组织，而在于我们为他们在世界上征服了多大的自由空间供他们驰骋。说到底，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
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那种某人或某阶级在某一时期碰巧执政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对我们而言，民族国家并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有些人把民族国家抬得高不可攀，殊不知被抬得越高，其性质也就越是如坠五里烟雾之中，事实上，民族国家无非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在这种民族国家中，就像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一样，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我们所谓‘国家理由’，并不像有些人莫名其妙地所曲解的那样，似乎我们在一味鼓吹‘国家扶助’而非‘自助’，或主张国家任意干预经济生活而非经济力量自由竞争。非也！我们提出‘国家理由’这一口号的目的只是要明确这一主张：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包括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要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拆除关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
议员们，最后我想说的是，请你们相信，无论我采取怎样的政策，其出发点正是基于全体德国人民的共同的利益。庄园主们在当下的牺牲以后必将会获得丰厚的汇报，这不仅仅是我个人，也是德意志国家，对其公民的庄严承诺。”
威廉的讲话获得了巨大成功，保守派议员们并非不爱国，在得到皇帝的亲口保证后，他们也可以继续忍耐下去，直到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的那一天。而这个时间不会太久，在威廉看来，当波兰战争结束的时候，就是普鲁士容克庄园主们获得新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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