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字崇君，浙江杭州人氏，少小之时便有“神童”之称，不到弱冠之年更以才名冠绝江南，六艺经传皆精，因此也就有那才子持才傲物、目空一切的脾气，偏生高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虽是同年，又都拜在夏言门下，关系倒很平常。不过两人为人却都很豪爽坦荡，对学问心得从来不藏私，因此在翰林院也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人前人后少不得要互称一声“崇君兄”、“肃卿兄”。时下他突然改口叫“高年兄”，疏远之意已是溢于言表，想必是嫉妒或是不屑高拱少年得志，风头盖过了他这个“天下第一人”的状元郎。

但高拱也不好将不悦表露出来，只好说：“请崇君兄用茶，待小弟慢慢看来！”

接过了他的奏疏，只看个题目，高拱头上便冒出了一层冷汗，心里说崇君兄啊崇君兄，原本还以为你是不甘寂寞地要凑这个热闹，谁知道你竟要去捅马蜂窝！

赵鼎的这份奏疏名为《请弛新法以定社稷安臣民疏》。

高拱不敢贸然表意见，仔细地看了起来。到底是状元手笔，他这道疏写的大气磅礴，引经据典将官绅一体纳粮之法批的是体无完肤。在落款处署着两个人的名字：赵鼎、齐汉生。

齐汉生也是他们的同年，殿试点为一甲二名，亦即人们俗称的榜眼。嘉靖二十年被授正六品翰林院编修，时下也已晋升为从五品修撰。

在他们名字之后给高拱留下了一个签名的空白。

再往下，是索敬堂、唐忠、熊谨等十四人的名字，都是他们的同年。其中索敬堂、唐忠和熊谨三人与高拱一样，都是翰林院庶吉士，因没有高拱那般好运气，此时还未散馆；其他十一人是散布在六部等各大衙门，因是新科进士，目前只是九品观政。

见高拱已经看到了最后的署名，赵鼎解释说：“一干同年之中，以高年兄官秩最高，本该由高年兄领衔上奏方为适当。但小弟以为还是以嘉靖二十年科甲进士联名上疏更有影响，便忝居其上了，请高年兄莫要见怪才是。”

高拱随口应道：“该当的，该当的，以科名论序最是相宜。”

见高拱不在意署名先后，赵鼎很高兴，便说：“小弟已说服了齐汉生等一干同年一同具名上疏，就等着高年兄签名之后，就送通政使司。唉，可惜去年文远兄母丧回乡守制，不在京师……”

高拱更加生气：这个赵鼎越不会说话了，本是求人声援壮大自己奏疏的声势，还不肯服软，一口一个“高年兄”叫着；此刻又提到了同年探花张翰张文远，想必心里原来打算是以嘉靖二十年三鼎甲的名义联名上疏，因张翰回乡守制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拉自己和索敬堂等人来凑数了！于是就假装再次翻来覆去地看他的上疏，既不搭话也不表态。

其实高拱也没有故意拖延时间来戏弄赵鼎，他的心里一直在紧张地思考着。

与赵鼎这样的世家子弟不同，高拱从小就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和民间的疾苦，他能看到新政给大明的江山社稷，特别是贫民百姓带来的种种好处；但又与同样出身于寒门的6树德等人不同，他不会囿于圣人礼教或是祖宗成法而拒绝接受那些利国利民的主张。

这或许与他的求学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河南新政的乡村，穷乡蔽壤没有出过什么大儒，无论进学与否，他也只是听那县学乡学的儒生照本宣科地讲解四书五经和朱子著述；进翰林院任庶吉士之后，恩师夏言虽说对他关爱有加，却因身居内阁辅高位，根本不能象陈以勤那样时时考查学生课业，他又是那种以才略自负的人，不屑于求教于他人，因此他基本上是处于自学的状态之中。也正是这种自我求索的过程，使得他对正统的理学和时下流行的阳明心学都有涉猎而又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比如对于朱熹大儒的“性即理”的观点就不甚赞同，他认为理在事中，舍弃了具体之事，欲求义理便是空谈；对于宋代儒家主张的“君子好义，小人逐利”这样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也认为是“不识义利，不辨公私”，主张“义者利之和”的观点；对于阳明心学一大要旨“致良知”的观点，他也不敢苟同，认为“天下之理无穷”，而非“存乎于心而不假外求之道德本源”，虽圣人也是“其学不已，其进不止”。所有这些思考心得，都可以概括为一条：“务实之学”，主张“救时”，“致用”，为学应该“验之以行事，研之以深思”。

在这样的主导思想下，他认为眼下国朝吏治败坏，财政危急，武备松弛，确已到了皇上所说的“已近土崩鱼烂之势，若再不改良便要改朝换代”那样的危难之时，嘉靖新政各项改革措施虽在具体方略上或有可容商榷之处，但其立意及要旨皆是对的，那等迂腐书生所说的新政“改祖宗之成法”即便没错，但也是因为祖宗之成法已不足为当世所用，正所谓时移世移，变法亦宜，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但是，以王安石那等天纵奇才，赫赫盛名之下，“天命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实用思想都被士林清流骂了好几百年，自己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五品小官跟他们说这些有用吗？</dd>